第二十七章 经济、政治、外交三者应采用合力主义
若取一种未经学习过的学科，自己去研究，就知道其中的甘苦了。遇着不了解的地方，往往钻研许久，都不了解，一经了解，以下的即迎刃而解。有时发生了兴趣，津津有味，自己不忍释手，进行非常之快，比那教师讲授的速度，真有天渊之隔，而且是自己钻研得来的，心中也格外畅快。好比煨肉的方法，初时用猛火，到了沸腾后，改用微火，只要能够保持沸腾的温度，虽是微火，所得的效果仍与猛火无异。凡人看书，有时发生兴趣，津津有味，这就是煨肉到了沸点的时候，就该一直看下去，这是用力少而成功多；倘此时无故把它放下，隔许多时候又来看，自己也觉得兴趣没有先前那样好，看下去就较为艰难了，这便是煨肉停了火的缘故。必要耐心再看许久，方才发生兴趣。若把平日自己看书的经验，下细思考一番，就可发现学校每一点钟换习一科的弊病了。
例如学校内，学生上讲堂，听教员讲某种学科，初时一二十分钟，还没有什么趣味，这就是因为煨肉的水还是冷的。入后越听越有趣味，就是到了沸点的时候了。忽然铃子一响，改授他科，这就像肉还未煨好，就把罐子提开，改为煮饭一样。学生又要经过一二十分钟，才能发生兴趣，正在津津有味的时候，钟点又到了，又须改授他科，这就是饭还未熟，又改而炒菜。每天学习五六科，改变五六次，结果时间耗费了，精力也疲倦了，所受的益处，依然没有好多。
但就全人民而论，贫穷的人多，富足的人少。现在的学制，只有富家子弟才有入学的机会，贫家子弟，是在摈弃之列，立法未免太偏枯了。我们实地考察，凡是富家子弟，多半怠惰，贫家子弟，多半奋勉，中国历史上，许多名儒硕学，都是从贫寒的家庭出来的。若照现在的学制，继续行下去，国家必要少出许多人才，无形之中就是受了极大的损失。
从前科举时代，可以一面谋生活，一面自己用功，国家行使考试时，对于此等人，与在书院肄业的人，同样待遇，没有什么歧视之心。现在学校的组织，定要身在学校之内，住上若干年，才能承认他是某某毕业生；至于校外自修的，任他学问如何好，政府是不能承认的，依然把他当做弃材。若把科举时代名人的历史一查，在他们未遇之时，有教学糊饭口的，有充当书佣的，有务农下力的；假若这些人生在今日，可以断定他们永无出头之日。现在充当小学教师和充当书记的一流人物，要想得个硕士博士，是终身不可能的，这不能不说是学制上的缺点吧。
宗吾既见到现行教育制度的诸多缺点，于是就想出一种补救的办法。他以为学校中的学科，大半是可以自修的，最好让学生自动去研究，教员可处于辅导的地位，不必死守学年制和钟点制，但为要考查他们的成绩，自当予以严格的考试。可是那些在校外自修的，也不可遗弃他们，只要他们的学力，和某一学校阶段的程度相当，亦应准其参与考试，考试及格，即当与在校学生同等待遇。因此他所主张的考试制，有两个目的：一是杜绝学校的积弊，使天才优越的学生不受学年制的限制，而程度较低的学生，不能侥幸毕业；二是把学校开放了，使校外学生，亦能参加毕业考试，方可多造就一些人才。似此，则消极积极两方面，都可以顾到了。但他的意思，尤重在后一目的，他是以“求学自由”四字为主旨的，因此，现在学校的组织，非设法解放不可；欲求解放，非先把考试制确立了不可。
他主张举行毕业考试时，私塾生和自修生一律准其与考，正是想弥补上面所说的缺点，使家务贫寒资质可造的学生，不至成为弃材；并且校内学生见有校外自修的与之竞争，万一成绩不及他们，岂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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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学校，是按钟点授课。本日应授的功课，即使学生业已了解，钟点一到，还是叫他们上堂听讲；其有程度太差，听了茫然不解的，也要叫他们上堂听讲。因为不如此，就不算整齐划一了！牺牲学生的精力与时间，去换取形式上的整齐划一，这便是现行制度。实则所说的三年毕业四年毕业，并不是所习的学业，要三年或四年才能完毕，不过是讲堂上规定了若干钟点，必须去坐满罢了。仿佛是三年的有期徒刑，或是四年的有期徒刑。所以现在的学校，也可以说是监狱式的学校。
按现在学校的组织法而言，管理人对于形式上负责任，铃子一响，只要他能把学生弄上讲堂，他的责任就算尽了；教员对于时间负责任，只要他每点钟能在讲堂上讲过五十分钟或讲过四十分钟，他的责任也就算尽了。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这本是很好的教授法，但如今用不着了，铃子一响，就须上堂听讲，不愤者也要启，不悱者也要发，学校的组织如此，怎么会不生流弊呢？
他主张施行考试制，并不专在考试的本身，是想借着这种制度，以求教育的普及，和造就真实的人才。他对于现在法定的学校，主张有两种解放：第一种解放，是破除学校与私塾的界限，把在校肄业的，和在家自修的，同等待遇，并不必限定年龄，使为工为商为农的，及早年失学的，都给他们一条出路；第二种解放，是学校内部的组织，得由教员体察情形，酌量变通，不必拘守那种死板的办法，可随学生的程度，为适宜的诱导。但有了这两种解放，自然呈现一种纷乱的状态，再设立一种考试制度于其上，悬出一定的标准去考试，于是参差之中，就寓于划一之制了。
他说：人的本性，原是不齐的，现在的学校，处处求整齐划一，他以为“整齐划一”这句话，是戕贼个性的名词。古时有个强盗，捉住人即按他在铁床上，身比床长的，把他截短点，身比床短的，把他拉长点。现在的学校，注重学年制，学年一满，就可毕业，资质高的，把他按下去，资质劣的，把他拖起来，究竟学生感不感到痛苦，办学的人是不管的，而且美其名曰“整齐划一”，试问这与铁床主义，有何区别？青年个性，如此被戕贼的，就不知有若干了。
拿斯密士的“分工原理”研究一下，就知道学校内的学生损失的劳力和时间，真是不可思议了。据斯密士的调查，一个人做针，每天只能做二十枚；倘把做针的工作分开来，一个人拉，一个人截，一个人钻，一个人磨……共分为十八人，每天可做八万六千枚，平均每人每天做四千八百枚，所得成绩增加二百多倍。现在学校的组织，每日要学几种学科，每科以一点钟为限，这就像一人做针，时而拉，时而截，时而钻，时而磨是一样，当然有许多劳力和时间，作为无益的消耗了。虽说学生肄习各种学科，与做针的情形不同；但明白了这个原理，就知道每点钟改习一种学科，是最不经济的。中学校应习的各科不该同时并进，所有各科学习的先后，和学习的时间，都应该酌量变通，取消那每天学习五六科的办法，所得的效果，一定要增加许多。
有人说：“每日功课，难易相间，才不亏脑力；每一点钟换一种学科，使脑筋变换，才不受损伤。”宗吾对于这个说法，也有点怀疑。请问世间的事何者为难？何者为易？依他的解释：（一）前进无阻则易，前进有阻则难，所以行平直的路易，行崎岖的路难。（二）顺其习惯则易，违其习惯则难，所以读书人以写字为易，挑担为难，而劳工则以写字为难，挑担为易，当学生学习某种学科，正在津津有味的时候，如果听他一直做下去，岂不是前进无阻吗？忽然换一种学科喊他去学，这就像行路的人，正在顺利前进时，忽然有了障碍，不得不折而他走是一样。又学生正在发生兴趣时，顺着他的惯性让他前进，自然是很便利的；为什么要改授他科，阻止他的惯性呢？这明明是化易为难，何尝是难易相间？我们也只能讲明这个道理，使学生自择其所谓难所谓易，不能钻入学生的脑中代择其所谓难所谓易。学生习某科，他要想继续下去，不肯中止，这是可以的；他自觉厌烦了，想另换一科，也是可以的。当纯由学生自动。教师在旁边辅导，随时指点，却不可强制他。这样学生的进步，自然很快，脑筋也不会损伤。
其次则谈到学校以外的情形：从前科举时代，自然是弊病不少；但那个时代，却有一个极好的精神，只要立志读书，就有书可读。国家衡文取士，只问学业，不问贫富，试场之中，贫如乞丐的，富同王侯的，是一样待遇，无丝毫的区别。现在学校的组织，完全是家资富裕的占便宜，学校的等级越高，所需的费用越多，于是高深的学问，就成为家资富裕的私有物了。贫苦人家的子弟，是终身得不到高深学问的；即使实行义务教育，也不过得点粗浅知识罢了。
工场的管理法，是以最少的消耗收最大的效果为原则，对于金钱材料劳力时间四者，俱有精密的计划。金钱材料，不能妄费，自不必说；就是工人的劳力，与做工的时间，都是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不使他有丝毫的虚耗。如果用管理工场的眼光，来考察现在的学校，他那金钱材料劳力时间四者的虚耗，真要令人惊骇不已，几乎无一个学校不是以最大的消耗收最小的效果，无怪乎教育日形退化。
现在的学制，劳力与时间的虚耗，既如上述，至于金钱材料的虚耗，更是所在多有。例如，各学校的仪器标本，封锁的时候多，利用的时候少，为什么不把它公开，使一般人都享受利益？这就是材料不经济的地方。从前书院的山长，得了几百串钱，那全书院的学生数十个，或是百多个，都由山长一人去教，此外没有一个冗员；现在教育上的组织，就是拿钱的人多，教书的人少。教育厅设厅长、科长、科员、几十个人，是拿钱不教书的；省设省视学若干人，是拿钱不教书的；各县设教育局长视学员，是拿钱不教书的；各中小学校校长，多半未担任功课，是拿钱不教书的。从前书院时代，学生的品性，由山长负责，未另支薪，现在把它划分出来，每校设管理员数人，这些人所得薪水，都比从前山长优厚，但他们可无须教书，实际上在教书的只有所谓教员罢了，此外还有文牍、庶务、会计、书记等，都是拿钱不教书的。至于教育局董事，教育委员或学董，都支所谓车马费，也是拿钱不教书的。拿钱不教书的人有如此之多，教育经费哪能不支绌？用了那么多的金钱，费了那么大的劳力，所得的结果，不过是造成一个读书不自由的组织罢了。倘把所有的组织细加考察，无在不是荆棘丛生，诸多窒碍，维新之初，手订学制的诸公，未免太不思索了。
一九二二年，宗吾同省视学游子九奉命赴各省考察教育，见到南北各省学校办理的成绩，比较上虽不无优劣的差异，但同在现行教育制度束缚之下，是不会有理想的发展的。因此他考察归来，即力主实行考试制，以救其弊。一九二三年下学期，成都开“新学制会议”，他便同几位省视学，及会员多人，提出考试案，开会讨论，未蒙通过。会毕，他即单独上一呈文，主张各校学生毕业，应由政府委员考试，即后此十年教育部才颁令全国的会考制度。他于呈文中列举理由十六项，并请在原籍富顺试办，经省署核准，委他为主试委员，一九二四年暑假举行，后来推广于川南各县。一九二五年年假，叙州府联立中学学生毕业，他复为主试委员，考了几场，一夜学生多人，手持木棒哑铃，把他拖出寝室，痛打一顿。据他说，打时秩序非常之好，全场静悄悄，学生寂无一语，他也默不做声，学生只是打，他就只是挨，学生打够了，临走，骂道：“你这个狗东西，还主不主张严格考试？”他躺在地下，想道：“只要打不死，又来！”学生走后，他请宜宾知事来验伤，将伤单粘卷，木棒哑铃，存案备查，次晨，又请该校邓校长到床前，他便口授电文，由邓录出，呈报上峰，历述经过情形，末云：“自经此次暴动，愈见考试之必要，视学身受重伤，死生莫卜，如或不起，尚望历行考试，挽此颓风，生平主张，倘获见诸实行，身在九泉，亦当引为大幸！”疗养稍愈，即宣布继续考试，他裹伤上堂，勒令全体学生，一律就试，不许一人不到，就是打他的学生也无例外；但场规较前更加严厉了，学生也只得规规矩矩地考下来。事后，他特作一书，叫做《考试制之商榷》，说明考试的必要，尤其注重学制的改革，由教育厅印发各县讨论。他常常对人说：“不经这一次痛打，我这本书是作不出的，所以对于该生等，不能不深深感谢！”
他以为这次的挨打，是十分应该的，因为当时各地的学生，都在运动废除考试，而他偏偏主张严格考试，又不曾宣布详细的理由，哪能不挨打呢？自经这次苦打以后，他才得了一种觉悟，凡事固然重在实行，尤其重在宣传，他之所以被打，是由于一般人对考试制怀疑，所以才生出反对的事来。王安石的新法，本来是对的，当他在鄞县做官的时候，曾经试办过，人人都称便利。但他做了宰相，把他的新法推行天下，就遭了一个大大的失败。要说他没有毅力吗？他是“天变不畏，人言不恤”的，其担当宇宙的气概，是古今不可多得的人物。要说他的新法不好吗？他死去以后，他的法子几乎完全被人采用，还有许多法子一直行到今日，不过把名称改一下或把办法略略修正一下就是了。然则王安石何以当时会失败呢？这就是他少了一层宣传的手续。当时的名流，如司马光苏东坡诸人，都不能了解，一齐反对他，彼此各走极端，结果两败俱伤，不但人民吃亏，国家吃亏，反种下后来亡国的因素，真可说是不幸之至！假使王安石不亟亟实行，先从宣传入手，把他的法子提出来，听人指驳，取消那种执拗态度，容纳诸贤的意见，把那法子酌量修改，诸贤也不泥守祖宗的成法，把那法子悉心研究，经过长时间的辩论，然后折中一致，大家同心协力做去，岂不是很好的事吗？宗吾心中有了这个见解，所以他把主张考试的意见，就发表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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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于现在法定的学校，主张有两种解放：第一种解放，是破除学校与私塾的界限，把在校肄业的，和在家自修的，同等待遇，并不必限定年龄，使为工为商为农的，及早年失学的，都给他们一条出路；第二种解放，是学校内部的组织，得由教员体察情形，酌量变通，不必拘守那种死板的办法，可随学生的程度，为适宜的诱导。友情提示这本书第一更新网站，百度请搜索但有了这两种解放，自然呈现一种纷乱的状态，再设立一种考试制度于其上，悬出一定的标准去考试，于是参差之中，就寓于划一之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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