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嘉靖唯独把成祖请出
后世都知道，嘉靖帝一生对后妃子女的感情可以用“凉薄”来形容，属于“刻薄寡恩”之人，但他惟独对父母的感情异常的深厚，尊崇生母、感怀亡父，人所共知。因此，当年轻的嘉靖帝得知文臣们要让自己认伯父孝宗皇帝为父、以皇太后张氏为母，而自己的亲生父母反倒要改口叫“叔父、叔母”时，不由得勃然大怒、厉声反驳说：“朕父母俱全，何可为他人子焉！”
正德十六年(1521年）十月，嘉靖帝不顾群臣的反对，下旨追尊生父兴献王朱佑杬为“兴献帝”，尚健在的亲祖母、宪宗贵妃邵氏为“皇太后”（不是太皇太后，表示位份不敢压过武宗生母张太后的意思），生母兴王妃蒋氏为“兴献后”。不过，嘉靖帝毕竟刚刚继位，羽翼未丰，也不能立即就和文臣们撕破脸、和皇太后张氏闹翻，出于平衡目的，嘉靖帝在嘉靖元年（1522年）正月，发布谕旨，还是称孝宗为“皇考”，张太后为“圣母”，而“兴献帝”、“兴献后”则改称“皇帝本生父母”。
文官之首杨廷和的无奈致仕，标志着嘉靖帝在“大礼议”之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从此，再也没有人可以让嘉靖帝有所忌惮、阻止他在宗法上尊崇自己的亲生父母、从而在“礼制”上取得最后的胜利了。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嘉靖帝在逼退了最大的对手杨廷和之后，决心趁热打铁、再度出击，进一步将自己亲生父母的名份拔高，乃至于彻底尊崇为“皇考、母后（唯一的）”。于是，嘉靖帝直接下旨，命礼部官员为“恭穆献皇帝”、“章圣皇太后”预备好祭祀的册文，准备在当年的冬至祭祀中，将亲生父母的册文加入到历代大明皇帝和在世的张太后所拥有的册文内，一并以此祭告天地、宗庙、社稷。
按礼仪制度来说，正统的皇帝和皇后，才会在祭祀大典时拥有自己的册文（在世的也有），“恭穆献皇帝”、“章圣皇太后”说到底也才是皇帝的“本生父母”，身份、资格都不能和真正的的皇帝、皇后相比，嘉靖帝这完全是假公济私、想要浑水摸鱼，直接把本生父母抬高到正统帝后的位置。因此，群臣闻讯后，无不哗然，对嘉靖帝这种明目张胆违反宗法制度的行为义愤填膺、极度不满。
一片哗然中，正德六年（1511年）殿试状元、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杨慎（即致仕首辅杨廷和长子）趁机发动同年的进士，以及在京六部九卿、翰林科道、法司通政、诸司郎官等文臣共计二百二十九名，到左顺门前“候旨”（其实就是要挟皇帝），请求嘉靖帝收回给本生父母授册、陪祭的诏令（在杨慎坚持维护宗法礼仪制度的表面，其实也隐含了他不满嘉靖帝过河拆桥、逼迫自己父亲致仕，因此借机闹事的目的）。而在发动“左顺门谏言”前，杨慎为了增加气氛、以壮声色，还喊出了那句流传后世的千古名言：“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就在今日！”
此时的嘉靖帝，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孤零零一人从安陆封地到京师来继位的年轻王世子了，经过了三年的帝王生涯，他本来就异常成熟的政治手段更加老练狠辣，朝政大权几乎完全操控在手（仅仅只是名义上还不敢和张太后顶牛而已）。面对以杨慎为首的一帮文臣有如儿戏般的“乞求”(其实是要挟），他虽然也表现出恼怒，但终究没有沉不住气、中了杨慎他们的“激将法”，而是不动声色地先命內官传口谕，让左顺门外的群臣先退朝，日后再议。
另外，对于称呼了三年“皇考”的伯父孝宗皇帝，嘉靖帝也正式在这一年改称其为“皇伯考”，伯母张太后名义上“皇帝母后”的身份也改称为“皇伯母昭圣慈寿皇太后”。从正德十六年（1521年）开始，历时三年的君臣“大礼议”争斗，终于在掌握了皇权、且心志坚毅、个性稳狠的嘉靖帝的雷霆手段打击之下，以皇帝大获全胜、文臣们一败涂地而告终（当然，在嘉靖帝的孙子明神宗万历帝那里，文臣们又找回了场子）。
表面上，围绕着“皇帝尊崇生父”而展开的“大礼议”交锋，看似是宗法和礼仪制度之争，实则却是君权与臣权的激烈对抗、和对朝政控制权的争夺。而原本认为会轻松获得胜利的文臣们，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才知道之前被他们所轻视、疏忽的年轻皇帝心思有多深邃、意志有多坚定、手段有多娴熟，败在他的手下，不冤。
嘉靖四年（1525年），嘉靖帝生父“恭穆献皇帝”当年为兴王时的侧妃王氏被晋封为“皇考淑妃”（不是记载中的睿庙淑妃，此时恭穆献皇帝还没有加睿宗庙号），嘉靖五年（1426年），“恭穆献皇帝”的神主（牌位）被嘉靖帝送到太庙内，不过没有立即奉安于正殿，而是“别奉于世庙”。
十二年之后，嘉靖十七年（1538年），嘉靖帝的生母“章圣慈仁康静贞寿皇太后”蒋氏病重，行将离世，嘉靖帝对父母极孝，因此便预备为母亲再争取身后的荣耀，一定要让母亲以正统皇后的身份享受后世子孙的代代祭祀、永世不绝。
因此，当年九月，嘉靖帝按照大明历代先帝的谥号仪制，为生父加谥号为“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简敬文献皇帝”，并上庙号为“睿宗”，同时改位于湖广承天府（即兴王封地安陆州）的兴献王墓（嘉靖帝即位后，一直没给父亲的墓改名）为“显陵”，做好了将来一旦母亲驾薨，则可以立即归葬显陵，以皇后身份和父亲合葬的准备。
既然“恭穆献皇帝”已经升级为“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简敬文献皇帝”，并具有了“睿宗”的庙号，那么睿宗的神主就得按照礼仪制度，摆放进大明太庙正殿内，接受后世子孙的祭祀。但大明皇家的太庙，是明太祖建国登基之后，依据周礼《礼记.王制》中所记载的“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太祖）之庙而七”的制度、并稍做修改，重新制定的宗庙祭祀仪制。大明的太庙，在周礼的制度上增加了一昭一穆，于正殿之中供奉始祖、四昭四穆，共计九位神主。
到了明宪宗成化帝于天顺八年（1464年）继位时，大明太庙中正殿内的位置已经全部满了，分别是：德祖朱百六（始祖）、懿祖朱四九、熙祖朱初一、仁祖朱世珍、太祖朱元璋、太宗朱棣、（兴宗朱标被取消庙号、建文帝朱允炆无资格）、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英宗朱祁镇（代宗景泰帝朱祁钰当时没有庙号，无资格）。
二十四年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宪宗驾崩，明孝宗弘治帝继位。宪宗的神主按照制度将奉安于太庙正殿，但此时太庙正殿内供奉的从始祖德祖朱百六开始，加上四昭四穆，至英宗朱祁镇为止，共计九代，已经满员了。于是，孝宗下诏给礼部及宗人府，亲自解释了宗法“迁祧”的原则：“德祖以上，祖宗莫得其世次，德祖应以周后稷例，不可祧，其余亲尽则祧。”因此，孝宗将大明始祖德祖之下，离先帝宪宗血缘关系最远的懿祖的神主从太庙正殿中迁出，另建“祧庙”，将懿祖神主供奉其中。
之后，孝宗在弘治十八年（1505年）、武宗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先后驾崩，其神主都奉安于太庙正殿，嗣皇帝按照孝宗所做出的“迁祧”原则，将德祖之下，血缘关系最远的熙祖、仁祖神主从正殿迁出，迁往“祧庙”和懿祖作伴，一并供奉，以腾出正殿内的位置给孝宗、武宗神主。
因此，到了嘉靖帝在位时期，大明太庙正殿内的神主位置，是：德祖朱百六（始祖）、太祖朱元璋、太宗朱棣、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英宗朱祁镇、宪宗朱见深、孝宗朱佑樘、武宗朱厚照。而懿祖朱四九、熙祖朱初一、仁祖朱世珍的神主，已经迁往“祧庙”供奉。
嘉靖帝要做孝子，追尊其父为“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简敬文献皇帝”、上庙号“睿宗”，如果此时将睿宗的神主放进太庙正殿内供奉，那么之前的九位先帝神主中，就得按照懿祖朱、熙祖、仁祖的例子，被“迁祧”出正殿一位，移到“祧庙”供奉。而现有的九位神主中，德祖是大明皇室可以追溯到最早的一人，孝宗皇帝有诏令“以周后稷例，不可祧”，所以可以一直供奉于正殿。太祖皇帝朱元璋则是大明王朝的开创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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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兴世子还没有正式继位，就和文臣们因为宗法礼仪之事闹得不可开交，彼此都不愿意让步，一时间，事情僵持了下来，大明的新皇帝居然无法顺利登基。
最后，是武宗生母、孝宗的皇后张氏下懿旨给内阁和文臣们，让他们以国事为重，以臣子的身份给兴世子上劝进笺表，先把君臣名份定下来再说。诸臣接受了皇太后的懿旨，在京师郊外给兴世子上笺劝进，兴世子因此受笺，从大明门直入皇宫，随即在奉天殿正式继位。而原本内阁给新帝拟定的年号是“绍治”，皇帝罢去未用，亲自拟定年号为“嘉靖”，这就是明世宗嘉靖帝称呼的由来。
杨廷和在选取兴世子为武宗继承者、准备入继大统时，就考虑到了兴藩一脉人丁稀薄、势力孱弱，兴世子又年少文弱，比较容易控制，相对宪宗位下其他宗藩来说，确实是最合适的新帝人选。但让文官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兴世子虽年少，却极为老成，城府深、心思缜密，性格坚韧，对于以何种身份入继大统之事、及对孝宗夫妇如何称呼，早就有了不可更改的主见。从入京开始，兴世子（后来的嘉靖帝）就因礼仪宗法纲常等事，和辅臣、文官们爆发了激烈冲突，并持续了十多年，史称“大礼议”（实际上就是君权与臣子治权间，以礼法制度的名义所展开的交锋）。
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兴世子经迎接使团恭请，抵达了京师。当时文臣们想要兴世子以皇太子的礼仪，从东安门入宫，居文华殿，然后择日登基，并改称孝宗为“皇考”、称生父兴献王为“皇叔父”。兴世子大怒，斥责文臣们说“我以遗诏嗣皇帝位，不是来给别人当儿子的！”
从嘉靖帝即位开始，文臣们和皇帝之间，就对于以哪一位为皇帝宗法制度上的父亲（即尊为皇考）之事而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文臣们从大明祖制及儒家伦理出发，坚持要嘉靖帝以孝宗弘治帝（嘉靖帝三伯、武宗正德帝生父）为皇考，以武宗生母、孝宗皇后张氏为母后；嘉靖帝的生父、兴献王朱佑杬将改称为“皇叔考兴献大王”、嘉靖帝尚在世的生母、兴王妃蒋氏改称“皇叔母兴国大妃”。这样一来，大明皇统将在宗法上保持在孝宗、武宗这大宗一系，而不至于大统承袭出现转移（宗法礼仪上的）。
这样暂时的平衡局面，一直持续到了嘉靖三年（1522年），在历时三年半的对抗中，年轻的嘉靖帝勉强退了一小步，名义上奉伯父孝宗皇帝为“皇考”、给名义上的母后——张太后上尊号为“圣母昭圣慈寿皇太后”。而但嘉靖帝的生父兴献王还是在此期间被上尊号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得到了“皇帝”的头衔，嘉靖帝生母、原本只是“兴献后”的蒋氏则为进一步加尊为“皇帝本生母章圣皇太后”，在宗法上和正牌皇太后张氏平起平坐。另外，嘉靖帝的亲祖母（兴献王朱佑杬生母、明宪宗邵贵妃）也从“皇太后”升级为“寿安太皇太后”（名份上高过了慈寿皇太后张氏）。
嘉靖帝没有过多挽留，很是痛快地批准了杨廷和的致仕要求，并赐给杨廷和“表彰功勋”的诏书，让朝廷提供车马、物资、护卫卫，送杨廷和返回位于四川成都的故乡，并再次确认将荫封杨廷和一子为锦衣卫指挥使的旨意。
虽然从宗法上来看，嘉靖帝在没有完全掌握皇权之前，暂时还是以孝宗夫妇为宗法上的父母，生母则加了“本生”二字，但嘉靖帝内心实际只承认兴献王夫妇是自己的血缘父母，孝宗夫妇这个“皇考”、“母后慈寿皇太后”的称谓，嘉靖帝从来都觉得别扭，内心相当抵制。而对于兴献王夫妇被尊称为“恭穆献皇帝”、“章圣皇太后”之事，文臣们同样是极度反感，认为这有违儒家礼仪、宗法制度，完全不可以接受。所以，嘉靖帝和文臣们都对勉强达成的现状很不满意，一直想要彻底推翻对方的主张，获得礼仪制度上的最后胜利。
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因为在和嘉靖帝进行了三年之久的“礼议之争”中心力交瘁、又加上对自己当初在以武宗名义发布的遗诏中遗落“兴世子入继孝宗、以皇子之名继位”程序、造成今日皇室礼仪制度上产生激烈争论的内疚和惭愧，内阁首辅杨廷和心灰意冷之下，向嘉靖帝提出致仕，从此再也不搅进这摊浑水中去了。
武宗驾崩后，朝廷内阁首辅杨廷和依照太祖皇帝制定的《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一款的圣训，将武宗祖父明宪宗成化帝第四子、兴献王朱佑杬（即武宗最长的叔父、明孝宗异母弟中最长者）长子，时为兴世子的朱厚熜以“伦序当立”为原则，迎其入京、继承堂兄武宗皇帝所遗下的大统，承袭大明社稷；朱厚熜即大明第十一代皇帝——明世宗嘉靖帝。
原本以杨廷和为首的文官集团是想让嘉靖帝以孝宗皇帝的嗣子、武宗皇帝的弟弟身份入继大宗、继位为帝；但在以武宗的名义颁布遗诏、宣布以兴世子入京承袭大统时，杨廷和等文臣们一时间疏忽，没有在遗诏上明明白白地写下“以兴世子入继孝宗皇帝为嗣子、为大行皇帝之弟、‘兄终弟及’承袭皇位”这一款，这才让嘉靖帝将来紧紧抓住这一点，和文臣们进行了十多年的往来拉锯战，并最终彻底击败文官集团，获得了礼法上的最终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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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明武宗正德帝朱厚照驾崩，时年三十一岁，身后没有留下子嗣；因为武宗没有同父兄弟（长大成人的），所以他驾崩后，大明皇统大宗由此断绝。
杨慎等人见嘉靖帝没有正面回答自己的请求，又没有强行赶走左顺门外的同僚们，自认为皇帝是心虚、不敢过于压制，怕因此得罪全体文臣，于是更加放肆，在左顺门外继续哭闹，甚至用手大力拍打宫门，搞得左顺门外“声震阙庭”，有如市井菜场一般。
嘉靖帝得知文臣们在左顺门外吵闹喧哗、还拍打宫门的消息后，立即下令，命锦衣卫将为首的几个人——翰林学士丰熙、六科给事中张翀、御史余翱等一一逮捕，下诏狱审问（故意没有第一时间抓杨慎）。而杨慎见同僚被锦衣卫抓走，气愤恼怒不已，头昏脑涨之下不加思索，带着剩余的同僚们在金水桥、左顺门一带呼喝奔走，边走边哭，大声抗辩，直言皇帝拘押直臣，压制言论，破坏宗法礼仪。当时皇宫内外的呼喊、哭泣声此起彼伏，响彻宫廷。
嘉靖帝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当即再次派出锦衣卫力士，以“要挟君上、无人臣礼、大不敬”为由，将在左顺门外闹事的官员全部抓捕，其中四品以上的八十六人暂时停职待罪（秋后算账），五品以下的一百三十四人则直接下狱论罪。经过内阁授权三法司会审（内阁辅臣张璁、桂萼等都是嘉靖帝心腹），给这些不顾礼法、在皇宫外闹事的官员们做出了处罚判决——四品以上官员，停俸降职（日后都被贬斥、勒令致仕，就是滚回家吃老米饭去），五品以下官员先加以廷杖，然后革职、充军。在执行廷杖的过程中，一共有十六人受刑不过，当场被打死。
而“左顺门事件”的罪魁祸首杨慎，先是在下狱后于七月十五被廷杖一次，几乎当场被打死，不过“死而复苏”；十天后，深恨他的嘉靖帝亲自下旨，再“廷杖一次”，明显，嘉靖帝这是要杀杨慎而后快。但最终嘉靖帝考虑到不要轻易得罪整个文官集团（杨慎是科举状元、在文臣中极具象征意义，又是致仕大学士杨廷和的长子），尤其要给杨廷和面子，所以二次廷杖后，嘉靖帝将打得半死的杨慎革职流放，充军云南永昌卫，永不叙用、遇赦不赦（杨慎日后被流放终身，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七十二岁的杨慎病逝于昆明）。
在用雷霆手段彻底压制了出头挑事的文臣、并将话语权牢牢控制在手中之后，嘉靖帝当机立断、在接下来的冬至大祭礼中，给生父“恭穆献皇帝”去掉了尊号上前缀的“本生”二字，直接尊称为“皇考恭穆献皇帝”，生母蒋氏则加尊号为“章圣慈仁皇太后”；刚刚薨逝的亲祖母邵太后追谥为“孝惠康肃温仁懿顺协天祐圣皇后”，入葬茂陵（宪宗的陵寝），和祖父宪宗皇帝合葬。在宗法仪制上，嘉靖帝的生父、生母、亲祖母，都得到了正统皇帝、皇后的尊号和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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