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庙
其二，”徐钦”这个名字是由明成祖钦赐的。其实对功臣子弟赐名这种事情，明太祖就已经做过。比如徐辉祖的本名就是由“允恭”改过来的⑧，而曹国公李文忠的三个儿子李景隆、李增枝和李芳英都是由明太祖赐名⑨。姓名作为人的符号，是人身份的一种重要象征。明成祖对徐钦赐名，而且是“钦”这样带有浓厚皇帝气息的字眼，用心很明确，就是希望能够借此使魏国公嫡脉对自己的政权产生归属和依赖感，从而支持新政权。当然，仅仅予以恩赐是绝对不够的。明成祖还有更长远的考虑:
六科给事中曹润等劾奏: “五军都督府掌府事、成国公朱勇、魏国公徐钦、定国公徐景昌、永康侯徐忠、右都督郭义监试袭职武官，纵家僮夺其弓槊，法司奉旨追捕，勇等蔽不与……请正其罪。”上曰: “朝廷何尝不务保全功臣? 若此者，果朝廷无故罪之乎? 抑其所自取乎? 命锦衣卫悉捕其仆付法司，勇等姑宥其罪。”又曰: “徐钦未谙政务，令归务学，长智识以奉宗祀，庶免作过自累。”①
命故魏国公徐钦子长孙袭封魏国公，赐名显宗……命魏国公徐显宗从学国子监，令太子少傅杨荣送之入监，曰:“尔往谕司业: 比开国元勋之后，欲其家与国同义，其子孙必能奉法循理，务孝与忠，乃克保之。显宗孤子，其加意教训，使长成有立，不失禄位，庶称国家待功臣之道。”遂赐司业贝泰钞币④。
命行在吏部尚书蹇义择文学儒者，往教魏国公徐显宗义。言有教谕阎颜，考绩当升府教授，可用往教。上曰:“勋戚家有教官，此祖宗所定……中山王开国元勋，其家尤须择老成有文学者。皇考在御，惓惓督魏国公学，其令颜日与讲论，俾知仁义忠孝之道。”⑤
从“显宗”这个赐名来看，仁宗仍然在借助徐达的权威。而与明成祖在读书受教上的倡导性行为相比，仁宗和宣宗在这个问题上就更为主动。前者将徐显宗送去了国子监，并让杨荣督导，而后者命令蹇义为徐显宗选拔老师。以杨荣和蹇义的地位，可见宣宗对此事的重视。而宣宗的一席话，则无疑将自己与父皇这样做的目的吐露无遗，这与明成祖的用心可谓是一脉相承。
三代君主的努力最终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正统初年，“遣公、侯、驸马、伯、侍郎、都御史、通政使、给事中等官，魏国公徐显宗等二十七人祭告祖陵、皇陵、孝陵及晋恭王历代帝王陵寝，并先师孔子、岳、镇、海、渎等神。”⑥这是在靖难之役后，魏国公第一次被派去代表国家从事礼仪活动，而且恰逢新皇帝登基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这无疑传达了这样的讯息: 新政权已经确信魏国公嫡脉对国家合法性的认同，双方关系开始实现正常化。
三、从拉拢到打压: 以曹国公李景隆为例
不过，对于新政权的合法性而言，李景隆的存在也是一把双刃剑: 明成祖即位后“朝廷有大事，景隆犹以班首主议，诸功臣咸不平。”⑦根据语境，这里的“诸功臣”指的应该是靖难功臣集团。他们的不满，固然有嫉妒的原因，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一个问题: 李景隆毕竟曾经是建文朝的重臣，如果肯定了他在新政权中的地位，又该如何评价靖难之役本身? 换言之，只要李景隆在朝，建文朝就会阴影不散，这对于新政权的合法性将是个巨大的威胁。因此，明成祖与李景隆之间的和谐关系不可能持续下去。果然，在局势初步稳定之后，李景隆的命运急转直下: 先是刑部尚书郑赐等劾奏其“包藏祸心，不守臣节，隐匿亡命”⑧; 后是左军都督府掌府事、太子太傅、成国公朱能，吏部尚书兼詹事府蹇义及文武百官劾奏李景隆及其弟“增枝阴养逋逃蒋阿演辈，谋为不轨”⑨ ; 再有六科都给事中张信等劾奏其“心怀怨望，密造奸谋，招纳逋逃，图为不轨”。在第三次弹劾之后，明成祖遂敕景隆曰: “自古勋戚始终保全，必君臣两得其道。尔朕姑之孙，少相亲爱，共享富贵，实同此心。比者不烦以政，盖欲遂尔。尔不体此，心怀怏怏，交构不靖，潜谋日彰。朕念至亲，略而不究。尔乃恃恩益恣，招诱无赖，藏匿逋逃。人发其奸，证验显著，尚伪言强辩，不知惭惧，论情据法，岂可宽贷? 重念姑氏之亲，但去勋号，绝朝请，其以曹国公爵归第，以奉曹国长公
主之祀，宜杜门省愆，易虑为善，庶称朕保全之意。”
短短三天内，李景隆居然遭到如此多人的弹劾，罪名如此之大，并最终遭到如此严厉地惩罚，笔者认为应该是明成祖有意的安排。而这道敕书有两点值得注意之处:首先，其中提到“比者不烦以政，盖欲遂尔”，很可能是明成祖为自己冷落李景隆进行的狡辩。根据《明实录》的记载，此时距离上一次李景隆参与政务的时间，已经间隔了一年零一个月。明成祖这句话可以说是欲盖弥彰，反而证明这次他对李景隆的打击是蓄谋已久的。
其次，其中多次提到李景隆“姑氏之亲”的身份，最终还让他“奉曹国长公主之祀”，这无疑是在强调明太祖的权威。而在李景隆之母毕氏于永乐七年( 1409 年) 去世之后，明成祖仍然派人祭祀并处理丧葬事务。笔者认为这是由于毕氏是开国功臣李文忠的妻子，她与曹国长公主一样都是明太祖的代表，明成祖当然不能错过这样一个强化合法性的机会。
不过李景隆带给新政权合法性的影响也不是能够轻易消除的，对此明成祖也丝毫不敢懈怠: “命重修《太祖高皇帝实录》。上即位之初，命曹国公李景隆等监修。而景隆等心术不正，又成于急促，未极精详……至是命太子少师姚广孝、户部尚书夏原吉为监修官。”此番重修《明太祖实录》固然有进一步篡改历史真相的目的。而此处记载对李景隆特加贬斥，这次监修又是靖难功臣代表人物姚广孝。因此笔者认为，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抵消掉李景隆的影响力，大力提升靖难功臣集团的地位，从而维护新政权的合法性。
就这样，在明成祖建立新政权合法性的过程中，李景隆的命运起起伏伏，最终被扔进了历史的角落，曹国公家族也陷入了中衰的境地。
四、大力拉拢: 以武定侯郭英为例
对于明成祖建立的新政权来说，如果能够越过建文帝而直接从明太祖那里获取权威来巩固自己的合法性，实在是再好不过的选择。这就意味着开国功臣家族中必须有人没有受到建文帝的重用，才能保证不会因为沾染了建文帝的权威而影响到新政权的合法性，而武定侯郭英恰恰符合这个条件: “建文时，( 郭英) 从耿炳文、李景隆用兵，老矣，听指挥而已。”①
纵观史书，郭英虽然在靖难之役中参与过一些军事行动，但却一直没有受到重用。朱国祯的这条资料认为因为郭英年事已高，笔者不赞同这一说法。同样是资历丰富的老将，为什么耿炳文可以被派去指挥大军冲锋陷阵，郭英却不可以? 由于史料的缺乏，其中的原因已经不能详知，笔者只能从侧面进行分析与推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靖难之役后，他对明成祖仍然采取了不合作态度:“成祖入京师，辉祖独守父祠弗迎。于是下吏命供罪状，惟书其父开国勋及券中免死语。成祖大怒，削爵幽之私第。”⑤徐辉祖这一招非常巧妙。无论是徐达的祠堂，还是他的功勋以及特权，都是明太祖予以魏国公家族的荣耀，是对魏国公家族地位的肯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明成祖胆敢冒犯徐辉祖，就是对明太祖的不尊重，徐辉祖也因此保住了性命。
徐辉祖郁郁而终后，魏国公家族的嫡系支脉也陷入中衰状态。但是，魏国公家族得自于明太祖的权威并不会消失。明成祖想要确立自身的合法性，就不可能彻底剥夺魏国公家族的爵位与特权。而中国传统社会又有“善善及子孙，恶恶止于身”的传统。于是在徐辉祖死后: “命中山武宁王徐达长孙钦袭封魏国公。洪武中，王之嫡长子辉祖袭封魏国公，上初即位，辉祖以罪免归第，卒。至是，上念王开国元勋不可无继，特命钦袭封禄米，仍王之旧，岁给五千石。钦，上所赐名云。”⑥
靖难之役使魏国公家族产生了巨大的分裂。其中，徐辉祖从一开始就坚决站在建文帝一边:“文皇帝为燕王时，入临称疾，不拜。王属尊而功高，有武略，拥强兵，朝议惮之。会王归，而留次子高阳王待命于邸。欲藉公为耳目。公谢绝之。”④
这段记载的真实性尚且不论，但却表明徐辉祖对建文帝的忠诚。笔者认为，这与徐辉祖的地位有直接关系。魏国公徐达位列开国功臣之首，功勋卓著，深受明太祖恩宠。如果说魏国公家族乃是开国功臣家族旗帜的话，那么身为徐达长子的第二代魏国公徐辉祖，可以说不仅肩负了魏国公家族的道德使命，而且代表了整个开国功臣家族的形象。因此徐辉祖对国家正统建文帝的忠诚，绝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
此条史料跟《明功臣袭封底簿》的记载基本一致⑦。值得注意的有两点: 其一，提到徐钦的时候，并没有直接说他是徐辉祖的长子，而特地强调他是徐达的长孙。而提到恢复其爵位的缘由时，也说是念在徐达的功劳，就连禄米都是仍徐达之旧。毫无疑问，明成祖是在借助徐达的权威来与明太祖的权威建立联系。
明成祖的那句“令归务学”，预示了他对魏国公嫡脉家族下一步将要采取的计划。对开国武将家族好文的倡导，从明太祖时期就开始了。而从徐钦的表现来看，他似乎还没有达到这个要求，品行仍然不高。明成祖的计划，就是要加强对魏国公嫡脉的教育，借此灌输忠于新政权的思想，用心不可谓不深远。
在这里，明成祖仍然借用徐达的权威作为立论的根基，而“故令读书以广闻见”这句话，又一次吐露出自己的用心。应该说，明成祖的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明仁宗即位后徐钦主动来朝，仁宗也顺水推舟恢复了他的爵位。不久后徐钦去世，“上悼惜之，赐祭赙赠，命有司具棺敛，给驿舟，归其丧。”③双方的关系进一步缓和。而在此后，明仁宗与明宣宗延续了明成祖的政策:
不过，魏国公嫡脉对新政权的反感，短期内是不可能被彻底扭转的。而明成祖也不可能彻底放弃自己的强硬政策。因此才会有魏国公嫡脉的又一次劫难:
魏国公徐钦自南京来朝，遽辞归，上谓吏部臣曰:“中山王功在社稷，为国元勋，钦嗣爵位，宜笃前烈。往者不知奉法，辜朕委任，故令读书以广闻见。今复不俟命，汲汲图归，此岂有立志? 可罢为民，俾归凤阳守先茔，用顿挫之，庶几将来不坠其家。”②
而与此同时，开国功臣家族的成员在靖难之役前后的表现并不完全一致，也为明成祖及其子孙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契机。在双方的互动中，开国功臣家族成员的命运发生了不同的变化。
二、从打压到拉拢: 以徐辉祖及其后人的命运为例
古庙 (第2/3页)
悠久共富贵，若复骄纵怙终，不问则违高皇帝成法，问而置诸法，必谓朕寡恩，今录高皇帝戒敕，申明布告。尚永遵之，尔之不遵，后悔无及。”③
曹国公李景隆对待明成祖的态度前后不一。建文帝即位后不久，延续了明太祖对李景隆的恩宠，不仅“加秩禄有差”⑦，还曾亲笔写下“体尔祖祢，忠孝不忘”相赐⑧。而李景隆也曾在削藩运动中为建文帝立下过汗马功劳，并在靖难之役中统兵出征。但是由于李景隆指挥不当，建文军接连失利，导致燕兵步步逼近。朝野对他的指责也不绝于耳，方孝孺、齐泰甚至要求建文帝诛之以谢天下。在这种情况下，李景隆的政治立场发生了改变，并在燕军兵临城下之际开门投降⑨。
李景隆虽在最后时刻立下大功，但他毕竟曾长期与明成祖对抗，并与方孝孺来往密切，甚至出任建文军主帅都很可能是方孝孺的推荐。如果明成祖真想要对他进行打压的话，不仅合乎情理，且易如反掌。但是，刚刚明成祖并没有这么做，反而对李景隆加官进爵，“燕王即帝位，授景隆奉天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增岁禄千石。”并委任他处理一些实际政务，如会同大理寺、兵部尚书茹瑺等商讨大理寺所设官员及治事繁简①; 与礼部官员等校议靖江府辅国将军品级、礼仪等②。
而李景隆在这一时期也颇为主动: “晋王济熺来朝，赐书谕曰……时曹国公李景隆数言其过，上虽不信，而济熺闻之内怀忧畏，故慰安之。景隆，昭德王济熿妃父云。”③对永乐帝的用人政策发表议论，“臣等先奉诏书，以建文中升调授官，悉仍见职不动。今奉圣旨，臣等再议，得洪武中有犯党逆并黔剌，而为建文所举用者，俱罢职发原配。所有不曾犯罪，而为奸臣齐、黄等荐举任用者，俱发为民。”④此外还举荐山东抚民主簿周观政为江西按察佥事，前海盐典史国用为山东按察佥事⑤。
由此可知，李景隆不仅利用自己的地位来影响人事安排，还干预外藩事宜，并对国家的方针政策提出自己的意见，与新政权之间似乎已经形成了正常互动关系。笔者认为出现这种局面，与李景隆的特殊身份有关。李景隆既是开国功臣家族重要成员，又是明太祖的皇亲，早在洪武晚期就已经承担重任，可以说直接代表了明太祖的权威。得到李景隆的支持无疑对于新政权的合法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最能体现这种合法性的行为，莫过于让李景隆任重修《明太祖实录》的监修。明朝历代实录的监修官都是勋戚，负责政治把关，但从总体上看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⑥。而重修《明太祖实录》乃是巩固新政权合法性的重要举措，而让李景隆担当此任无疑是个不错的选择。
阅读家有美妻好种田最新章节 请关注无双小说网(www.buxia.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