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是龙还是英雄
在朱元璋的家乡，也有一支红巾军，驻扎在濠州，以郭子兴为首。红巾军当时的纪律非常差，大量杀人，搞得人心惶惶。朱元璋托庇于皇觉寺的那一丝安宁，也被兵乱无情地打破。这时，朱元璋幼时同村的一个叫汤和的小伙伴已经加入了郭子兴的军队，他来到皇觉寺，动员朱元璋也加入红巾军。朱元璋开始时有所犹豫，没有立即跟着汤和走，但看见兵乱越来越厉害，将要蔓延到钟离，就卜了一卦，卦象显示从军吉利。于是他做出决定，赶往濠州，去投奔汤和。
独当一面
但同患难易，共富贵难，兄弟虽然如手足，但手足相残在二十四史里实在是司空见惯。朱元璋升居吴国公之后，对他的部下而言，他从平起平坐的兄弟一跃而居于众人之上，“濠梁旧雄”心中不会毫无波澜。北大历史系教授李新峰通过钩沉史事，指出这一时期朱元璋借故诛杀了对他的地位构成威胁的邵荣与赵继祖，此后又平灭了与自己有姻亲关系的谢再兴的叛乱，从而完全确立了自己相对“濠梁旧雄”的权威地位。但从军之后，尤其是这一过程中的兄弟反目与血腥杀戮，进一步加深了朱元璋性格中的不安全感。
为了加强对“濠梁旧雄”的控制，朱元璋采取了三种方式。一是重用自己的亲属。朱元璋先后提拔了侄子朱文正、外甥李文忠，前者被委任为大都督，掌管朱氏政权的所有军队；后者被朱元璋不断升迁为明朝的第三武将。但即使是对这两个人，朱元璋仍然有很深的猜忌。朱文正驻守洪都，顽强抵御了陈友谅的进攻，使朱元璋取得了鄱阳湖水战的胜利，成为统一战争中扭转战局的关键。但鄱阳湖水战之后，朱文正因为对朱元璋的封赏有所不满，被囚禁至死。李文忠虽然在驱逐北元的战争中厥功甚伟，却仍然被朱元璋不断压制，据说最后他的死也和朱元璋有关。
二是广收义子。朱元璋将军队中作战勇敢、富有谋略的年轻将领收为义子，借助这种拟制血亲的方式扩大自身的影响。朱元璋的义子中，最著名的便是后来战功卓著、世代镇守云南的沐英。
三是利用江浙士人制约“濠梁旧雄”。占领南京之后，朱元璋进入到两宋以来，尤其是南宋以来儒学的核心地区——江浙行省、江西行省，积极招徕这两个地区的士人，可称为“江浙士人”，使之进入各级政府系统，与武将群体一起管理政权。朱元璋的意图一方面是要加强政权治理，另一方面也有以之制约武将集团，尤其是“濠梁旧雄”的政治意味。江浙士人之中，最著名的便是“浙东四名士”，而其中尤为朱元璋所倚重者，是很有谋略的刘基。朱元璋将刘基引入核心决策层，使之分割“濠梁旧雄”的军政权力。
可见，在创立政权的初期，朱元璋在缺乏安全感的性格影响下，奉行十分谨慎的政治立场，防范任何反对派的出现，从而竭力将政权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蒙古帝国解体后，亚欧大陆的西欧文明、阿拉伯文明、俄罗斯文明都不断向外扩张，竞逐新的世界霸权，从而交织、形塑出近700年来世界史的基本图景与历史线索，世界近代史由此开端。西欧在蒙古帝国所带来的中国科学技术的促动下，在对海洋空间的天然兴趣的催动下，开启了“大航海时代”，在14—17世纪，掀起了以资本主义文明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成为近代历史的推动者与主宰者。在东欧平原上，罗斯民族建立了长期分裂的诸公国，钦察汗国（金帐汗国）的军事征服，不仅首次结束了罗斯诸公国的分立局面，而且给当地政治带来了威权制度。
14世纪，莫斯科公国继承了蒙古帝国的广阔视野与政治威权制度，趁着金帐汗国衰落的历史契机，通过扩张、兼并，迅速崛起，从一个小公国疯狂地向整个欧亚内陆扩张势力，形成了崭新的俄罗斯文明。从地理位置、疆域观念、扩张方式等方面来看，俄罗斯文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游牧族群在近代世界的继承者。参照“大航海时代”的概念，可将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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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的选择是到皇觉寺出家。如今人们一看到某人出家，就会认为这个人信仰佛教，或者信仰道教，是一个信仰问题。其实在古代社会，出家在多数情况下是一个生存问题。中国古代虽然有救济穷人的制度，政府设有养济院、漏泽园收容孤苦无依的老人，民间的富人或者宗族也会在发生灾荒时施舍米粥，但其规模、力度与数量庞大的穷苦人口相比，显得远远不够。而大量寺院、道观在灾荒时通过施舍穷人招徕信徒，从而扩大自身势力，可以起到很大的弥补作用。信不信教另说，先把肚子填饱，当时皈依佛道的人很多都是抱着这个想法。朱元璋也是如此。所以，很多史料与研究说朱元璋信仰佛教，其实未必，他对各种思想体系都有兴趣，是一个为了稳固政权，什么手段都可以采用的典型的实用主义者。
随着灾荒的范围越来越大，投靠皇觉寺的人也越来越多，寺里养不活这么多人，就让后来的僧人出去游方。游方也就是“游于方内”，是僧人修行的一种方式，通过进入红尘磨炼心性，从而得道成佛。游方的僧人们由于没有盘缠，一路上靠化缘为生，就像《西游记》里唐僧师徒四人一样。所以，游方实际上就跟要饭差不多。很不幸，朱元璋也在被遣散的僧人中。
从皇觉寺到红巾军
疆域空前辽阔的蒙古帝国，虽然在不断的皇室内乱中动荡不安，但它在14世纪的突然崩溃却与自然灾害的冲击有直接关系。14世纪中期，一场蔓延于亚欧大陆的大旱灾导致大量人口、牲畜死亡，而来不及掩埋的尸体慢慢腐烂，导致了瘟疫的大规模流行。作为草民，朱元璋的父母、大哥由于灾荒吃不上饭，营养不良，很快便感染了瘟疫，不幸病故。穷苦的朱氏兄弟在父老乡亲的帮助下，将父母、哥哥草草安葬后，便各谋出路去了。
又过了几年，在灾荒的冲击下，许多地区发生了叛乱，叛乱者头裹红巾，因此被称为“红巾军”或“红军”。当时还有一支队伍，着青衫，被称为“青军”。红巾军借助人们渴望得救的心理，宣扬白莲教教义，对人称“弥勒下生”“明王出世”，前来拯救黎民百姓，在大江南北获得了广泛的响应。在具有一定规模后，红巾军开始举起民族独立的大旗，标榜恢复宋朝统治，指责元朝“贫极江南，富夸塞北”，把财富都运到蒙古草原去了，才导致汉地的灾荒。
朱元璋少年时期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生活，应该对他的性格造成了很大影响，使其内心深处一直缺乏足够的安全感。这种性格缺陷长期影响了他的人生观，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他的从军道路与建国施政方略。
对“濠梁旧雄”的控制
加入红巾军之后，朱元璋作战有勇有谋，很快便得到主帅郭子兴的赏识，不仅提拔他，而且将义女马氏嫁给了他，马氏就是后来的马皇后。朱元璋知人善用，很快就团结了一批能干之士，势力逐渐壮大。对于朱元璋的快速成长，郭子兴的部下甚至郭子兴本人都逐渐产生了猜忌、排挤心理。为了避免与郭子兴部发生正面冲突，朱元璋率领邵荣、徐达、常遇春、李善长等人向南独立发展，渡过长江，占领集庆，也就是今天的南京，被红巾军的皇帝韩林儿封为吴国公，朱氏政权由此开始成形。
这一时期的朱氏政权，虽然开始招徕江浙士人，以充实政权体系，加强地方治理，但政权主体一直是以朱元璋为首的来自淮河支流——濠梁河的政治群体，也就是《明太祖实录》里所谓的“濠梁旧雄”。直到洪武晚期朱元璋大规模杀戮武将集团之前，朱氏政权一直是朱氏家族与“濠梁旧雄”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如果我们到南京钟山去看一下，便可发现在埋葬朱元璋的明孝陵的周边，埋葬着众多“濠梁旧雄”。而那些后来归附的文官，虽然很多也为朱氏政权立下了很大的功劳，深受朱元璋信任，但只能在退休以后回到家里，并埋葬在那里，比如刘基也就是刘伯温便是如此。朱元璋与“濠梁旧雄”的关系，真可以说是生死与共。
蒙古帝国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宛如一阵历史的狂风，席卷了大半个亚欧大陆。但取得胜利之后，蒙古帝国下属的各个汗国由于争夺汗位，经常处于动荡中。在公元1328年这一年中，蒙古帝国的宗主国——元朝便换了三位皇帝，出现了四个年号。
正是在这个动荡之年，朱元璋出生在淮河南岸的钟离东乡，也就是现在的安徽省凤阳县。凤阳当时并不是一个好地方，不仅淮河经常泛滥，淹没这个地方，而且南宋以来的长期战乱也不断冲击这里。但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能磨炼人，朱元璋从小便不断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磨难。朱元璋的父母都是穷苦的农民，生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朱元璋是他们的第四个儿子。“元璋”这个名字是他从军以后由儒士取的，他原来的名字只是按照当时的风俗，将出生时父母的年龄相加，叫作“重八”。这种取名方法十分普遍，元末另一位枭雄张士诚原名张九四，他的弟弟张士德原名张九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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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28年是中国的龙年。龙在中国是祥瑞的象征，在西方却是邪恶的象征。无论如何，这一年中外历史充满了动荡，却又蕴含着无限的生机。
内敛的疆域政策
公元1368年，朱元璋41岁，正值不惑之年。在这一年，他建立了明朝。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在缺乏安全感的性格影响下，确立了内敛的疆域政策，因为他认为边疆开拓可能会导致财政危机、社会动荡，最终会影响政权稳定。因此在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朱元璋明确宣布对周边国家不主动征伐。“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即使是对汉、唐积极经营的西域，明朝从建国伊始，也采取放弃态度。
但对于北逃至蒙古高原的北元，朱元璋为了防范其南下“复国”，仍强调积极备战。“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不过，这种积极备战的政策，也同样由于朱元璋在缺乏安全感的性格影响下，大规模杀戮开国功臣，而转入完全的防御姿态。鉴于自己已经创业成功，朱元璋开始将矛头对准与自己一起打天下的开国功臣，其中的主体便是“濠梁旧雄”，以防范这一政治集团对政权构成威胁。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借助“胡惟庸党案”，大肆诛杀、驱逐“濠梁旧雄”中的文武势力，严重削弱了“濠梁旧雄”在政治领域的影响。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朱元璋鉴于北元已经灭亡，发动了“蓝玉党案”，此后又借机诛杀了傅友德、冯胜，从而将包括“濠梁旧雄”在内的开国功臣铲除殆尽。经过多次杀戮，“濠梁旧雄”作为一个政治集团，已经不复存在，朱氏政权由朱氏家族与“濠梁旧雄”共天下的格局，一举转变为朱氏皇族“家天下”。在中央，皇帝直接统领文武群体与天下军队；在地方，诸王节制天下军队，发现朝廷有奸臣，可以率兵“清君侧”。朱氏皇族由此形成里应外合、共同统治的政治局面。
朱元璋铲除开国功臣，虽然加强了皇权专制，却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后果，那便是随着武将群体被诛戮殆尽，明军丧失了进一步开拓边疆的军事能力。取代开国功臣掌握地方军权的诸王，军事能力与开国功臣相比，差距太大。开国功臣中，不仅徐达、蓝玉等人可以直捣漠北草原，即使是中级将领如宁正等人，也有开拓一方的军事能力。与之相比，北方边疆军权转移至诸王手中之后，朱元璋一直不敢让诸王北上漠北，而是一直让他们在漠南草原来回巡逻，保持防御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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