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零八章 红日
王景固然有自己的庙堂野心与抱负，但这不妨碍他同样坚持以古为尊，坚持礼法，事实上，对于王景来说，二者是相融的，礼法是他坚持了一辈子的原则，也是他的专业所在，姜星火的新法，不仅阻碍了他通往仕途顶点的道路，同样也阻碍了他坚守的信念。
而眼下结局未定，在场的文武百官，谁敢打保票，永乐新政不会像熙宁变法一样？
谁也说不准，王景会不会成为大明的司马光，隐忍多年后卷土重来，推翻一切新法。
须知道，历史上熙宁三年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隐居洛阳十五年，专门从事《资治通鉴》的编撰。而宋哲宗即位后，司马光马上被召回朝中任职，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宰相主持朝政，排斥新党，废止新法，而司马光废黜新法后，像是完成了毕生使命一般，八个月就去世了。
只要此时朝中对新法不满的文武百官齐齐发声，永乐帝扛不住压力，甚至不需要今日就扳倒姜星火，而是皇帝的态度出现动摇，哪怕是将王景下狱或者贬官，那么王景就将一跃成为司马光之于王安石那般的保守派领袖。
毕竟现在庙堂中虽然大多数人都反对变法，可问题就在于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领袖。
而皇帝，是否也需要一个制衡姜星火的人呢？
最复杂的庙堂问题，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斗争手段。
当一切纷繁复杂的表象被撕开后，一位历经三朝的资历侍郎，抬着棺材，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在孝陵当着太祖高皇帝的在天之灵，痛斥皇帝，请求诛杀奸佞，这就是威力最大的杀伤手段。
觉得粗暴吗？不，在场没有人觉得粗暴。
甚至姜星火都能从他前世看到的《明史》中找出好几起同样的经典案例。
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十八日，杨继盛在斋戒三日后上《请诛贼臣疏》弹劾严嵩，历数其“五奸十大罪”。
嘉靖四十五年二月一日，海瑞从棺材铺里买好了棺材，并且将自己的家人托付给了朋友，然后向明仙宗呈上《治安疏》，批评仙宗迷信道术，生活奢侈，弃天下于不顾等弊处。
天启四年六月一日，杨涟将写好的奏疏藏在怀里，准备趁早朝时当着文武百官的面，面奏明匠宗，不巧当日免朝，杨涟担忧再拖一天机密泄露，只好交会极门转呈，在奏疏中列举了魏忠贤的二十四条罪状，揭露他迫害先帝旧臣、干预朝政，逼死后宫贤妃，操纵东厂滥施淫威等罪行，请求匠宗“大奋雷霆，集文武勋戚，敕刑部严讯，以正国法”。
这三个人里，只不过海瑞成功了，杨继盛和杨涟失败了，而海瑞和杨继盛面对的甚至是同一个人失败的后果当然很严重，但成功的硕果也足以让人垂涎，这里不是说海瑞和王景是出于同样的心理，也不是说海瑞买棺死谏是为了求名求利，而是说不论出发点是什么，结果一旦成功，都注定是名留青史，而且只要对手墙倒众人推，就马上能获得丰厚的庙堂回报。
当然了，千万不要以为死谏皇帝比死谏权臣要容易，事实上明代的皇帝脾气普遍不好，常规处理手段就是“廷杖+流放”套餐，非常规的就是直接砍脑袋。
但是今天，王景不可能会被砍脑袋。
事实上，姜星火非常佩服王景，佩服的不是这套“简陋”的手段，而是他权衡利弊后选择的时机。
做事情权衡利弊无非就是考虑两点。
第一，回报有多大。
第二，自身风险几何。
那么今天的规矩是什么？
——“禁止见血”。
王景掐准了皇帝不敢当着太祖高皇帝在天之灵的面上杀人，所以他将自己放在了一个绝对安全的位置。
所以，王景干的这是一件虽然风险与回报并存，但最大的风险已经消弭的事情，而且王景厉害就厉害在，掐的时机恰到好处，把自身的风险降到了最低点。
要是他敢在祭祀太祖高皇帝的时候来这套，马上就会被以破坏典礼的名义扭送出去，而眼下是在祭祀典礼之前，文武百官又恰好齐全。
难道皇帝不让侍郎抬棺死谏吗？
难道朝中有奸臣不可以弹劾吗？
你说姜星火不是奸臣，王莽恭谦未篡时啊陛下！
要我看，这姜星火就是包藏祸心的绝世奸臣！
现场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了姜星火身上，等待着他的回答。
面对王景的指责，姜星火既无法证明自己不是奸臣，也无法证明自己的新法就一定比太祖旧法要好，因为能证明结果的只有未来。
而姜星火自己现在都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了，更遑论证明给其他人看。
更何况，王景所谓的“乡间落魄书生、狱中待死囚徒”，也没说错，只是陈述事实而已，至于所谓的“太祖高皇帝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何等英明神武”更是没错。
所以现在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怎么当着朱元璋的面证明给百官，自己的新法比你这个埋在地下的老鬼的祖宗旧法要强，怎么证明我姜星火比你厉害。
这似乎是一个死局。
因为在大明，伱不能证明任何人比朱元璋厉害，朱棣在这都得往后稍稍。
所以，王景看似破罐子破摔式的举动，结合天时地利人和后，其实将自己在面对姜星火时，置于两个不败之地。
第一，你不能当着太祖高皇帝的面杀我，忌日见血，于国大不吉。
第二，你不能当着太祖高皇帝的面证明你的新法比他的旧法要强。
而如果你证明不了第二点。
那你输了啊。
变法这种事一旦受挫，一旦动摇，没有做到一鼓作气气势如虹，那可就危险了。
这里面的重重逻辑，在蹇义等大佬的脑海中，说来话长，可其实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当想明白这些以后，设身处地带入到此时姜星火的立场上，都不由地感觉脊背发凉。
这怎么回答？这敢回答吗？还不如装死让朱高煦把王景暴力拖下去。
而姜星火偏偏就敢回答了，而且似乎根本不是仓促起意。
姜星火对着朱元璋的陵墓方向行礼，镇定开口道：“臣恭惟太祖高皇帝奋起淮甸，仗剑渡江，英贤云集，平伪汉、伐伪吴、定关中、廓清中原、遂平元都，混一海宇，不十年而成大业。”
“太祖高皇帝极天所覆，极地所载，悉臣悉妾，舆图之广，亘古未有。”
“皆由大而能化之圣，圣而不可测之神，经天纬地之文，保大定功之武，加之敬本于中，明应于外。”
“太祖高皇帝诚以事天，孝以尊亲，仁以育物，义以制事，宵衣肝食，日理万机，制礼作乐，立纲陈纪，昭宣人文，恢弘治化，继天立极。”
“太祖高皇帝为天下君，隆功盛德，同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虽尧舜禹汤，何以过也？”
“臣本布衣，耕读于宣城，宣教于诏狱，陛下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效管夷吾举于士，咨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陛下以驱驰，然定不及太祖高皇帝万一也。”
姜星火的这番话让在场的文武百官听得面面相觑。
先吹了一番老朱，然后化用了《出师表》，说自己虽然是宣城书生、狱中囚徒，但永乐帝拿出了对待诸葛亮、管仲（管仲被齐桓公从狱官手里被释放并加以任用）的态度，所以自己才出来做事，但不管怎样，水平肯定不及老朱万分之一。
截止到目前，姜星火没有犯什么错误，起码没梗着脖子在老朱陵前说老朱不行，那可就真的犯了大忌讳了。
而且对于王景指责他是“乡间书生、狱中囚徒”的说法，也巧妙地予以了反击，诸葛亮也是乡间书生，管仲也是狱中囚徒，没耽误他们两个成为一代名相吧？
当然了，这些原则立场的交代与对自己被骂的反击，也只能算是常规应对，而这种应对方式并不能跳脱出王景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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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王景则是入翰林院深研古文，成为古文学派明初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深得朱元璋赏识，外放担任过开州知州、山西布政使司右参政，随后被贬谪云南十余年，与沐家建立了深厚友谊，这也是为什么之前卓敬特意把云南的奏折挑出来给他看的原因当时在云南，王景以带罪之身谏言办学，经常在临安府文庙讲学，授业子弟，因而从学者云集，一时形成“以诗书自励，弦诵声达旦”读书风气，人文蔚起，云南地方对其评价极高。
而从以后的结果来看，王景也对得起这份评价，终元之前，云南进士无一临安府人，从王景到来之后，历经十余年文教振兴，以后临安府的进士人数将占据整个云南的一半。
少年时，司马光幼年聪颖，六岁时父亲司马池就教司马光读经书，七岁时司马光不仅能背诵《左氏春秋》，还能讲明白书的要意，并且做出了“砸缸救友”这一件震动京洛的事；而王景自幼聪敏，少承家学，十岁通《尚书》，师承名儒练鲁，十五岁举业成，为明经。
成年后，司马光就不用说了，在地方政声赫然，关爱百姓，兴办教育，在中枢则以文笔雄健，敢于直言著称。
司马光敢说话，王景同样诤言铿锵，去年燕军入城，朱棣刚刚登基的时候，在安葬朱允炆的衣冠冢用什么礼节上，百官都不敢说话，唯独王景作为礼部侍郎坚守礼法，坚持说宜用天子礼。
要知道，新政变法开始的时候，哪个皇帝可都是全力支持的！
所以，谁也不敢保证姜星火不是下一个王安石，变法派不会落得跟新党一样的下场。
而最后结局如何？随着一件事一件事的矛盾发生，皇帝的支持和态度终将改变，而一开始风头无两、骤登高位的变法主导者，最后大部分都摔了个粉身碎骨、死无全尸。
在场的诸位可都是读史的！
看着姜星火，又看了眼跪在地上的王景，蹇义心头感慨。
如果不带滤镜，不觉得古人胜今人的话，王景跟司马光，实在是太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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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景这是要当司马光啊。”
他可是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皇帝！
怎么能容忍一个没有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的人威胁他的皇权呢？
这就是王景瞅准的时机，这也是他期待的回报。
无论是从历史经验还是现实庙堂，哪个角度来考量，王景的想法都是有道理的。
至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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