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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攻打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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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对战的楚国和郑国,既等不到晋国派出的援军来支援(郑国),后勤上的补给线又被对手所时刻骚扰,边境的城邑也被攻占(楚国),作战状况都处于十分不利的形势;因此,楚、郑双方不约而同地同时撤军、结束了两国间的对阵。



    随着晋厉公的一锤定音,郤氏家族想要出兵对楚作战、以求取得更多战功、由此扩张郤氏在晋国内部更大的权势的意图就落空了;对于主和的韩厥、士燮,三郤(郤錡、郤至、郤犨)还不敢过多得罪,以免为郤氏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对上一次伯宗极力劝解晋景公不要对楚开战的往事,当时已经是上军大夫的郤錡记忆深刻,而还没入朝堂的郤至、郤犨对此事也很有印象;而这一次,又是伯宗阻止了三郤想要与楚国开战、以此获取军功利益地企图,因此,参与家族会议的郤至也恨恨地附和郤錡的话,说:



    “伯宗不会是楚国的间谍吧?如果这是真的,那他就太可恨了!”



    郤犨也不甘落后,继续补刀说:


    “要是真的,那这老家伙的罪就重了;不过,我们可是要有充分证据,才能向国君奏报,以惩处这个叛臣。”



    虽然对伯宗‘通楚’一事没有证据,但郤錡等人已经把伯宗看成了潜伏在晋国内部的楚国利益代言人;正巧,在周简王七年(前579年)五月,晋楚两国达成(第一次)‘弭兵之盟’后,代表晋国处理相关会盟事务、来回奔走于晋、楚两国之间的晋国行人,就是伯宗最要好的大夫栾弗忌。

    伯宗对郤氏掌握如此多的权力实在看不过眼,又忧心于公室权力将会旁落,于是一片好心地屡次向晋厉公进言,说:



    “郤氏一族权大势强,在朝堂上多有其位,国君为稳定宗庙社稷起见,还是应该稍稍地抑制一下他们的权势和地位;这样对晋国好,对郤氏也好。”



    可晋厉公如今已十分嫌弃伯宗,不但没有接纳他的好心谏议,反而在不经意间,把伯宗对自己说的话统统告诉了三郤(也许就是有意的)。因此,郤氏对伯宗的忌恨和厌恶,又加深了一层。



    由此可见,即使没有伯宗后来反对郤氏要求的‘出兵攻楚’计划,‘三郤’对伯宗也是深恶痛绝了;不但阻止郤氏的扩张利益,还在背后偷偷向国君打小报告、抑制郤氏的家族权力,这放在谁身上也不能忍。



    当时,得知父亲屡次向国君进谏、要限制郤氏权势的行为后,伯宗之子伯州犁已经感觉到这样下去一定会有危险,因此几番劝解父亲,要他小心从事、不要和郤氏发生正面冲突,从而为家族带来祸端;但伯宗并不以为意,还是我行我素、坚持自己的‘公议’举动。



    周简王十年(前576年),为了彻底清除伯宗这个让郤氏有不安定隐患的‘政敌’,以郤錡为首的‘三郤’在经过了长期策划后,突然向晋厉公联名上奏,说伯宗勾结栾弗忌,私下交通楚国,有‘通楚’嫌疑;另外,伯宗倚仗老臣身份又多次诽谤卿士(就是三郤自己)、干预朝政、挑唆国君,这些罪状都应该严查。



    晋厉公本来就不怎么待见伯宗,而伯宗平常的表现也确实有些‘飘飘然、心态膨胀’,仗着先君亲信、两朝老臣的身份在自己面前屡次指手画脚,这次给他个教训也好,让他以后收敛低调一些。于是,晋厉公下令,将伯宗关进监牢,并追查他被三郤所指控的那些‘罪状’。



    尽管朝堂上其他卿士大夫们并不认同郤氏所提出的伯宗的‘罪状’,但其他卿士并不愿意为了伯宗而和郤氏翻脸,并且要证明伯宗没有‘通楚’也需要有实际的证据,可现在又没有实证来证明伯宗没有与楚国进行私下交往,这一下,伯宗就不好脱罪了。



    当时,晋厉公并没有置伯宗于死地的想法(三郤倒是有),只想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分不清主次、形势的老臣罢了;可事有凑巧,伯宗被下狱论罪之后,他的儿子伯州犁十分害怕,为了家族的安全,于是伯州犁在父亲的好友毕羊的大力帮助下,逃离了晋国,去往外国避难。



    伯州犁弃国逃难,这在当时也不算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其他国家的公室子弟以及贵族成员,一旦在国内有危及人身的危险时,都会逃离母国,前往他国暂避,视以后的情况好坏、再决定是否回国(比如宋国国君宋庄公、晋国先君晋文公、卫国大夫孙林父等)。



    可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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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郤氏之所以要鼓动晋厉公发动对楚国的战争,是因为战争可以强化郤氏目前在晋国的权势和地位;只有战争爆发,郤氏家族成员在作战方面的才能才可以派得上用场,郤氏也能凭借战争的胜利,来扩大他们的权力。



    争辩双方争执不下时,也出席了此次朝会的晋国老臣伯宗出面劝说晋厉公,表示赞同韩厥、士燮的‘暂时休兵、以待将来’意见,坚决反对郤氏的‘出兵攻楚’决议;他还对晋厉公建议,说郑国虽然是我们的盟友,但楚国此次伐郑属于师出有名(郑国先攻打许国),不算对晋国无礼。晋国可以派使者去楚国,与楚国君臣进行交涉,而不必在战场上相见;晋国不能被郑国君臣的一己之私所要挟和左右。


    朝会中,晋下军将韩厥劝晋厉公暂时等一下,等楚国君臣不断地犯错后,再行征伐也不迟。另外,晋国的国人们也可以好好地休养生息,恢复被耽误了的农事,让国家有所积累,军民百姓恢复元气;到那时候再行发兵、与楚国进行争霸战争也不迟。



    同时参与朝会的中军佐士燮也表示赞同韩厥的意见,暂缓出兵。可同样参与朝会的晋国郤氏家族成员(郤錡、郤至、郤犨),却积极支持中军将栾书的意见,要求尽快出兵与楚军交战。


    听完卿士们的意见后,晋厉公觉得出兵与楚军作战的行动对恢复国家元气、积蓄军事力量确实没有什么帮助,还要耽误重要的农事;于是,晋厉公做出了决断——暂缓出兵援郑、改为着重准备今年的农事,以让国人们休息、积蓄物资;待恢复了元气、养足了精神后,再行下一步军事行动计划。另外,晋厉公派下军佐派荀罃出使楚国,去‘要求’楚共王遵守之前的休兵盟约,从郑国撤军。


    而与韩厥、士燮相同意见的大夫伯宗,三郤就没有那么客气了——如果连区区一个伯宗也处置不了,那么郤氏家族今后在晋国的地位和权势可就再也保不住了,其他有心对付郤氏的卿士家族(比如栾氏、中行氏),也将摩拳擦掌地准备侵蚀、挤占威慑力大减的郤氏家族利益,在晋国新一轮的侈卿倾轧过程中取得更大的利益。


    郤錡对伯宗的这个疑问,其实是有原因的——当年,也就是周定王十二年(前595年),楚使申舟出使齐国途中路过宋国、被宋人杀害,为替申舟报仇,楚庄王随即于九月间兵发攻宋。宋国国君宋文公遣使向晋景公求救;对宋国的求援,晋景公起初准备履行盟主职责,出兵援宋;可此时身为晋景公亲信的伯宗却出面阻止了晋景公,以‘马鞭再长,也达不到马肚子下面’(即‘鞭长莫及’成语的出处)的说辞,成功阻止了晋景公援宋的计划。

    因此,三郤在没能达成出兵攻楚的目的后,对‘坏事’的伯宗充满了怨恨;不久后,在郤氏家族内部的事务商议中,现任郤氏家主郤錡就开始准备对伯宗发难,他首先提出对伯宗的疑问,说:



    “伯宗这个老家伙,为什么屡屡反对我们的意见,每次与楚国将要用兵时,他都会站出来唱反调呢?”

    郑国国君郑成公在拼命抵挡楚军进攻的同时,又派郑国执政卿士子罕(公子喜)率军南下,偷袭楚国边境城邑,乘虚攻占了楚国边境上的新石。



    楚、郑两国混战一气时,另一个霸主晋国也想抓住这个机会,发兵攻击楚军;晋国执政栾书建议国君晋厉公即刻发兵,以惩罚楚国伐郑之过。因此晋厉公特地召开朝会,请诸卿共同商议,看如何进行下一步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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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简王十年(前576年),因为郑国擅自攻打许国,违背了晋楚之间刚刚缔结不久的‘弭兵之盟’,因此楚共王派楚司马子反率楚军北上伐郑;子反率军北上后,围攻了郑国的暴隧(河南原阳),又改道攻入了卫国,一直打到了首止(河南睢县)。

    而栾弗忌虽然是栾书的同族、栾氏别支,但他与伯宗性格相近、意气相投,在晋国朝堂上也是互为倚助,关系紧密。所以,郤錡想当然的认为——栾弗忌就是伯宗与楚国在私下里交往、谋利、甚至‘卖国’的居中联系人。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虽然这时候没有这个成语,但意思是一样的),郤氏要处心陷害伯宗,以他们手中的权势来说,是一定能办得到的。



    尤其是——伯宗在晋厉公继位后,还是按照之前侍奉晋景公时的做法,不断向晋厉公谏言,要求晋厉公像先君景公一样,严于律己而勤于治国、做一个不愧对祖先的嗣君。晋厉公虽然不是庸碌、无为的昏君,却也不是什么勤俭、虚心的明君,史书中就多次记载晋厉公‘奢靡、喜侈’的行为。因此,对伯宗的‘唠唠叨叨’,晋厉公可能早就心生厌恶了,也就是看在他是父亲留下的老臣的面子上,晋厉公才没有对伯宗翻脸。


    而伯宗还没感觉到晋厉公对自己的疏远和讨厌,依旧不厌其烦地对其进行‘谏言’,请国君要留意朝政,警惕那些手握大权的侈卿家族。



    此时的晋国朝堂,最大的侈卿家族就是郤氏——除了担任上军将的郤錡、担任新军将的郤犨、担任新军佐的郤至这‘三郤’之外,郤犨的儿子郤毅,郤至的弟弟郤乞也都进入朝堂,担任了军大夫;郤氏眼看就是一家独大的态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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