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史家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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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王和史官，一个要‘自称我长"、"掩恶扬善’，一个要‘直书其事，不掩其瑕’；一个要文过饰非，一个要‘君举必书’；一个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一个要对后人‘申以劝诫’。两种目的，两个标准，南辕北辙，形成两种力量的尖锐矛盾和较量。较量的结果，常常是权力压倒亢直者，屠刀强过笔杆子。在封建君主**下，史官们屡遭厄难，原因就在这里。



    唐金云继续解释说：“中国有一位著名的丞相叫文天祥，除了我们所熟知《过零丁洋》中的‘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之外，他写下了千古名唱《正气歌》。里面还提到了一句是‘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里面所提到的齐太史和董狐就是两位著名的史官，都是不畏强权的，也被司马迁奉为楷模榜样。”

    史官们对于‘君举必书’的态度颇为认真。中国古代的史官有‘秉笔直书’好传统，尤其是司马迁这样一个特殊的史官，成为后世史官竞相继承的品操和史德。他们都知道‘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刘知几《史通》）。



    因此，对帝王们的言行，随时都要记录下来，不管你"举"得对不对，都要‘直书其事’。那怕把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说真话，不说假话。‘宁为兰摧玉折，不为萧敷艾荣’，绝对不能‘兰艾相杂，朱紫不分’。

    齐太史的故事，说的是，齐国的大臣崔杼弑君齐庄公，齐太史乃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就杀了齐太史太史的二个弟弟也如实记载，都被崔杼杀了。崔杼告诉太史第三个弟弟说“你三个哥哥都死了，你难道不怕死吗？你还是按我的要求：把庄公之死写成得暴病而死来写吧”，太史弟弟正

    历代帝王对于史官们载言记事，都是字斟句酌，斤斤计较。至于‘君举必书’，却是有选择、有条件的。有了功绩，做了好事，当然要大书特书。就是没有功绩，没干好事，也要虚构一些载入史册；或者‘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者颠倒黑白，把坏事说成好事。总之，‘自称我长，相谓彼短’，‘略外别内，掩恶扬善’（刘知几《史通》），凡是对自己有利的事，‘必书’无疑；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事，万万不可见诸史册。



    帝王们或多或少都会干一些坏事，那些贼臣逆子、淫君乱主，干的坏事就更多，但是干归干，举归举，要载入史册，传之后代，是绝对不允许的。‘秽迹彰于一朝，恶名披于千载’，有哪一个帝王愿意把自己的‘秽迹’载入史册呢?所谓‘君举必书’，不过是一句假话。只有在古代史书作为宫廷秘籍，由太史负责的时候，史官有记载特权，皇帝是不能察看史官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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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皇帝不能阅读这些记录内容，后者专门编纂前代王朝的官方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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