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史家的传统

    另外还有一种内史，他们专门记录着皇帝和皇室的一切，这些被称为内史。内史最著名的东西就是我们在电视剧中常常提到的皇帝的《起居录》，记录着皇帝的起居生活的。起居录则是史官对帝王言行的严格把控与记载，早在周已有，那是称为“内史”。



    但是这种严厉的史官制度历经秦汉魏晋南北隋唐宋……而不衰，皇帝皆无权干预，但这种风气却被李世民打破。李世民当时要求史官所写的东西必须要皇帝看过之后才能正式入编到当朝的史书中，这是因为李世民是弑兄逼父之后得到的皇位，为了不被后人评头论足才出这种主意的。但至此以后，有唐以来，帝王阅著并非罕见之事，却使得历史逐渐朝着扭曲的方向发展。皇帝开始直接插手史书的编撰，让史实成了一家之言了。

    当时记事的“书法”依礼制定，礼的核心在于维护君臣大义，赵盾不讨伐弑君乱臣，失了君臣大义，故董狐定之以弑君之罪。对此，孔子大加赞扬，称董狐为“书法不隐”的“古之良史”，后世据以称之为“良狐”，以表褒美之意。



    这是因为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权臣掌握国命，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以礼义为违合的书法原则，早已失去了它的威严，坚持这一原则，并非都能受到赞扬，而往往会招来杀身之祸。齐国太史就因写了权臣崔杼的“弑君”之罪，结果弟兄二人接连被杀。董狐之直笔，自然也是冒着风险的，因此，孔子赞扬他，后人褒美他，正是表彰其坚持原则的刚直精神。这种精神已为后世正直史官坚持不懈地继承下来，成为我国史德传统中最为高尚的道德情操。

    鲁迅先生话说，自太史公以后“中国史书便成为帝王将相的家史学”，当然，这句话不是完全对的，但至少说明了一点，自太史公后，史官们在史书中的记载内容开始忌讳本朝君王。而史官真正的责任便是“刚直不阿”，无所畏惧，记录历史的一点一滴。从而也就有了坊间的野史。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夷皋聚敛民财，残害臣民，举国上下为之不安。作为正卿的执政大臣赵盾，多次苦心劝谏，灵公非但不改，反而肆意残害。他先派人刺杀，未遂，又于宴会上伏甲兵袭杀，未果。赵盾被逼无奈，只好出逃。当逃到晋国边境时，听说灵公已被其族弟赵穿带兵杀死，于是返回晋都，继续执政。



    董狐以“赵盾弑其君”记载此事，并宣示于朝臣，以示笔伐。赵盾辩解，说是赵穿所杀，不是他的罪。董狐申明理由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意思是他做为执政大臣，在逃亡未过国境时，原有的君臣之义就没有断绝，回到朝中，就应当组织人马讨伐乱臣，不讨伐就未尽到职责，因此“弑君”之名应由他承当，这是按写史之“书法”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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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回答“据事直书，是史官的职责，失职求生，不如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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