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
所谓白莲教，是南宋初年昆山人茅子元所创，崇奉阿弥陀佛，后来在宣教时，与明教、弥勒教、道教互相渗透融合，因此才有白莲教声称“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等说法，元朝义军多次利用白莲教起义，金庸小说里朱元璋与波斯明教关系其实是谬误。由于各种宗教融合，所以韩山童又宣传“明王出世”，希望百姓相信一旦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了，就迎来了光明的极乐世界。
因此，明朝国号出自明教之说，纯属胡扯，红巾军主要是依靠白莲教聚众，只是在宣传时借用了明教的明王这一角色。
可见，本来“大明”出自儒家经典，很有深度的一个国号，也不存在什么争议，但随着岁月变迁，尤其在经过金庸小说的歪说之后，就变得愈加扑朔迷离了。时人对于明宪宗成化帝的认知，多源于当年红极一时的《明朝那些事》。然该书戏说成分过多，时常招人诟病，而且书中对成化朝的篇幅也很简略。故时人对成化朝的认识，很难说不是极为刻板的。本文作者有成化立嗣开始，推出一系列文章，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成化时代。
提到明朝的皇帝，另类的有好几位，成化帝以他那旷古绝今的“姐弟恋”名噪于后世。随着人们自由恋爱的观念产生，“姐弟恋”已经被人们接受，如今某冰冰的男朋友比她本人小20几岁，似乎成化帝与比他那位大自己17岁的万姑姑的爱情也不再稀奇。
人们在心理上，有一个选择性记忆，总是会记住某个人不寻常的举动，而忽略掉其他行为。人们只记住成化帝另类的爱情生活，却忽略掉他作为一个帝国执政者主动或者被动做出的决策，如何影响了帝国进程，而帝国进程又是如何影响到他个人决策的。
即使是常人，也不可能日日夜夜只有一个爱情的主题，琼瑶阿姨也得考虑到柴米油盐酱醋茶。作为一个偌大帝国的一号人物，他在享受做皇帝的优越感的同时，也必须考虑如何保证延续自己来享受这种优越感。成化帝幼年多灾，在他执政的几十年，天赋并不算太高的他，还是进行了一定的努力。
初为太子
“
迩者虏寇犯边，皇帝率六军亲征，已尝敕尔朝百官。今尚未班师，国家庶务不可久旷，特命尔暂总百官理其事。尔尚夙夜秪勤，以率中外，毋怠其政，毋忽其众。钦哉！又敕文武群臣：凡合行大小事务，悉启王听令而行，毋致违怠
”
这位被立为皇太子的朱见深，就是后来庙号宪宗的成化皇帝。但此时，还是个不满两周岁的娃娃，所以，朱见深被册封为太子，“长”是真，“贤”却不得而知，固然有“长”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太后孙氏自己的打算。
孙太后此举不难理解，因为监国朱祁钰的母亲是贤妃吴氏，而自己的儿子朱祁镇生死叵测，一旦朱祁镇有意外，朱祁钰做了皇帝，那吴氏就会母因子贵成为太后。
孙太后像
孙太后立朱见深为太子，即使朱祁镇死于塞外，皇位继承人也应该是她的长孙，由于孙太后的精于算计，全然不懂世事的朱见深成为了皇位的合法继承人。
虽说国危立长君，但周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叔父周公、召公辅政，古代已有先例，在孙太后看来，内外臣子对他的安排是提不出异议的。
景帝易储
2
女人天生不太适合搞政治，况且孙太后也不是吕后、武则天一类的女人，就在她认为万无一失的时候，仅仅离朱见深被册立为太子后的第四天，在京的文武百官就联名给他上了一份奏疏，奏疏的要点如下：
“
圣驾北狩，皇太子幼冲，国势危殆，人心汹涌，古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请定大计，以奠宗社。
”
南京翰林学士周叙则直接劝进朱祁钰：
“
昔周公辅成王，当承平之日；今殿下辅皇太子，于有事之秋。视周公之时又甚艰大，虽曰日望圣驾早还，以慰臣民之思，然虏情叵测，时月悠迈，天下之大，苍生之众，易以摇惑，殿下得不于此深谋熟虑之乎？
”
这份诏书直接撕毁了孙太后诏书的理论依据，土木堡固然是多事之秋，难道成王继位时就是歌舞升平？且不说当时商朝中原的遗民蠢蠢欲动，谁敢保证那个远方的箕子朝鲜不会趁机发难？孙太后舞文弄墨，岂能是翰林学士的对手。
朱祁钰推辞再三，借坡下驴，于九月初六登上了皇帝位，这就是代宗景泰帝。
景泰帝
按照传统惯例，皇帝的父亲才是太上皇，或许朱祁钰觉得立朱见深为帝，以新君的名义尊朱祁镇为太上皇，再废掉朱见深不合适，所以宁可违背传统，直接即位，虽然这样，名分会低一辈。
朱祁钰即位后，发了一道诏书，强调了内外局势的严重性，并加入了英宗让人带回的口信：“都指挥使岳谦出使瓦剌归，传英宗口谕，以郕王年长且贤明，令继统以承奉祀。”
观英宗复辟后，太后下诏仍废代宗为郕王，历数其罪，也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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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为何弃用“吴”这个国号，史书上没有正式说法，但了解一下以吴为国号的政权就明白了。历史上的吴国有五个，春秋吴国、三国东吴、五代十国的十国之一杨吴、明朝前身（史称西吴）、元末张士诚的吴政权（史称东吴）。以吴为国号的国家比较邪门，除了春秋吴国之外，其他的国祚都很短，都被他国所灭，因此即便朱元璋再不信鬼神，估计也不敢拿王朝命运开玩笑。更重要的是，张士诚盘踞在苏州，是朱元璋的老对手，他初称周王，后改称吴王，这让朱元璋还怎么以“吴”为国号？
所以，没办法以封地名称为国号，于是朱元璋只能重选国号，而之所以选择“大明”，应该包含了五行说，但与明教、明王出世只能说是巧合。
因此，元朝与明朝之间，实质上还存在着一个小宋朝。不管小宋朝实力如何，至少朱元璋是以“龙凤”纪年，承认小宋朝的存在。按照华夏确立国号的传统，一般是以前朝给其封地为国号，以示政权的传承性与合法性，夏商周秦汉唐莫不如此，既然小宋朝封朱元璋为吴国公，那么朱元璋建国之后，为何国号不选择“吴”而选择“大明”？
明朝开国之前，朱元璋先为吴国公，后来自立为吴王，按常理来说，朱元璋应以“吴”为国号，但结果却以“大明”为国号。其实，当时朝野对此国号的出处已经明确，并且达成共识，不存在什么争议，但随着时间推移，人们将明朝国号与明教、五行说等相联系，于是明朝国号由来反而就变得扑朔迷离了。
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中，朱元璋是明教凤阳分舵舵主，使用阴谋诡计逼走了张无忌，掌握了明教大权，建国之后就以“明”为国号。实际上，金庸这是在抹黑朱元璋，因为韩山童与刘福通信奉的主体是白莲教，朱元璋也没有窃取谁的权力，而是靠自己打拼出来的。
不过，从“明王出世”看，朱元璋驱除鞑虏，拯救万民于水火，是百姓心目中期盼的“明王”，朱元璋以此自诩，以此为国号，好像也能说得通。只是这一说法有二个不合逻辑之处：一是“明王”只是“王”不是“皇”，朱元璋没有必要自降一级吧；二是朱元璋还是采用儒家治国，“明王出世”是外来宗教说辞，如果明朝国号由此而来，这让天下读书人怎能接受？
从明字含义上看，明字始见于甲骨文，就是一个太阳和一个月亮的简化组合，本义代表日月交辉而大放光明，由此引申指照亮、点燃、公开的、天亮等，无论是字形还是含义，三千多年来没什么变化。所以，“大明”的含义就很明确了，就是日月交辉而大放光明，还有推翻元朝黑暗统治让万民沐浴于光明之意，与“明王出世”、明教之“明”只是巧合而已。
想让天下读书人接受，朱元璋选择的国号就必须出自儒家经典，而“大明”这两个字在儒家经典中就曾多次出现，比如以下：
《易经》：“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管子》：“乃能戴大圜而履大方，鉴於大清，视於大明。”
由于“天下苦元久矣”，刘福通率领红巾军一呼百应迅速壮大，韩山童被杀之后，刘福通就尊韩山童之子韩林儿为主。1355年，朱元璋参加红巾军的第三年，刘福通立韩林儿为帝，号称小明王，建都亳州，国号宋，改元“龙凤”，红巾军起义再次掀起高潮。之所以立国号为宋，是因为韩山童自称宋徽宗的八世孙，当初起义檄文里说过“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
朱元璋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奉韩林儿为帝：攻下南京之后，韩林儿升朱元璋为枢密院同佥，不久又升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攻下浙东之后，小明王升朱元璋为仪同三司、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1361年正月封朱元璋为吴国公。1364年元旦，朱元璋已有帝王气象，被百官推举为吴王，建百官司属，仍以龙凤纪年，以“皇帝圣旨，吴王令旨”的名义发布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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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末年，天下板荡，洪流滔滔，韩山童与刘福通等以白莲教聚众举旗起义。因为这一支义军举着红旗，头扎红巾，又称作“红巾军”，又因焚香聚众而被称作“香军”。
1
公元1449年的中秋节，偌大的北京城显得异常冷清，正统帝朱祁镇率五十万明军抗击蒙古人的内犯，传回京城的却是一个比一个让人揪心的消息，先是诸如成国公朱勇等战将战死，后来连皇帝本人也在土木堡被俘虏。
土木堡距离京城距离不算太远，败兵在中秋节当天已经陆续逃回，第二日怀来守将报告，皇帝陷虏。朱祁镇的生母、皇太后孙氏和同父异母弟，留守京城的郕王朱祁钰顿时慌乱，消息不胫而走，一下子传遍了北京城。
“危难时刻，方见中流砥柱”，兵部侍郎于谦呵斥迁都的主张，并且积极布防。太监李永昌也劝说孙太后要考虑社稷苍生，仓廪府库，还举了南宋的例子进言。孙太后这才下定决心，然后任命朱祁钰监国，积极对付蒙古的入侵和也先的要挟。
正当人心趋于稳定的时候，仅隔一日，司礼监金英却传出了一道瞠目结舌的“皇太后圣旨”，要立皇帝的庶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礼部官员尚未提出册封意见，皇太后的正式诏令便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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