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
随着帝位渐渐巩固，景帝并不满足，他不仅自己要做皇帝，而且希望自己儿子朱见济能够取代明英宗的太子朱见深成为皇位的合法继承人，于是他一手导演了贿赂朝臣的闹剧。
由于太子是皇太后立的，景帝不得不慎重。他先试探颇有资历的太监金英，说“七月初二日，是东宫太子的生日”。金英立刻回答，“东宫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 前者是朱见济的生日，后者是太子朱见深的生日。不久，景帝便罗织罪名将金英下狱。可见，景帝易储的决心之大，金英的劝谏也仅仅是推迟而已。
意思是说，黄矰杀了人，为求活命，急忙派人持书向皇帝献媚。看到这份奏疏，景帝大悦，于是说了九个字，“万里之外，乃有此忠臣”。既然有人提议，事情开了头，朱祁钰借梯上墙，随即将奏疏下发，让群臣讨论。
这种讨论，很明显是景帝在向群臣炫耀兼示威，你们不提，终究有人会提，说说你们的看法吧！但群臣仍保持沉默，“众心知不可，然莫敢发言，迟疑者久之”。
司礼太监兴安见群臣不语，厉声道“此事今不可以、不肯者不用佥名，尚何迟疑之有？于是无一人敢违者，其议遂定。”，“疏下之明日，礼部尚书胡濙，侍郎萨琦、邹干集文武群臣廷议。众相顾，莫敢发言。……司礼太监兴安厉声曰：‘此事不可已，即以为不可者，勿署名，无持两端。’群臣皆唯唯署议”。
签名的大臣极多，包括公侯将相不下数十人，“联名合奏，父有天下，必传于子，此三代所以享国长久也。惟陛下膺天明命，中兴邦家，统绪之传，宜归圣子。今黄矰所奏宜允”。
见群臣就范，景帝反倒谦虚起来，向皇太后请旨，皇太后见群臣联名易储，也不好反对，于是宣谕“只要宗社安，天下太平，今心既如此，当顺人心行”。改换太子的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景帝处心积虑得让自己的儿子当上了太子，可惜的是，朱见济在景泰四年十一月就因病夭折，而朱见深在万贞儿的照料下却长得结结实实，看来笼子里的鸡是不如野鸡生命力强，朱见深没能像平常的皇室子弟一样，享受特别安逸的环境，倒是自然成长，这不能不说因祸得福。
景帝在位期间，任用于谦整顿军务，对受灾地区减免税负，发展经济，同时对边境少数民族的动乱高度重视。
同时，景帝知人善任，派当初主张南迁逃跑的徐有贞治理河患，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大明朝恢复了往日生机的同时，景帝还遣进士王重等二十九人分行全国各地﹐博采有关舆地事迹﹐又命陈循、高谷、王文等总裁根据永乐年间集录的地理之类的书籍、资料，编辑整理成书，至景泰七年（1456年）五月书成，名《寰宇通志》。
从种种表现看，景帝算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可随着朱见济的死去，景帝有点颓丧了。偏偏景帝没有其他子嗣，这样朝廷上下便开始酝酿重立朱见深为太子。率先发难的是监察御史钟同和礼部郎中章伦。钟同的奏疏如下:
“
父有天下，固当传之于子。乃者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臣窃以为上皇之子，即陛下之子。沂王天资厚重，足令宗社有托。伏望扩天地之量，敦友于之仁，蠲吉具仪，建复储位，实祖宗无疆之休。
”
“天命”二字刺痛了景帝的内心，等于揭了景帝的伤疤，更可恼的是章伦的奏疏中，直接指责景帝食言，景帝勃然大怒，将二人下狱。但紧接着南京大理寺少卿刘球和廖庄紧接着上书，廖庄可能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奏疏写的比较委婉：
“
臣曩在朝，见上皇（明英宗）遣使册封陛下，每遇庆节，必令群臣朝谒东庑，恩礼隆洽，群臣皆感叹，谓上皇兄弟友爱如此。今陛下奉天下以事上皇，愿时时朝见南宫，或讲明家法，或商略治道，岁时令节，俾群臣朝见，以慰上皇之心，则祖宗在天之神安，天地之心亦安矣。太子者，天下之本。上皇之子，陛下之犹子也。宜令亲儒臣，习书策，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晓然知陛下有公天下之心，岂不美欤？
”
虽然廖庄的奏疏让他认为景帝无法直接针对自己，但景帝却还是找了个机会，对他廷杖八十，愤怒的景帝甚至想起了下狱的钟同、章伦，对他们用刑，钟同被击毙狱中。给事中吴江、徐正揣摩上意，奏请将朱见深逐出京师，加强对明英宗的监禁，却被景帝发配铁岭。景帝心理上竭嘶底里的时候，身体也一落千丈，来日无多。
景帝此时的心理，恐怕最需要安静，按他的行为，他也明白，见济既死，不立见深还能立谁？但见济的死对他的打击尚未平复，这个弯需要自己来转，文臣的进谏可以说不合时宜。
即便是景帝倚重的大臣于谦，也主张重立见深。吏、礼、兵三部尚书王直、胡濙、于谦，内阁诸大臣都主张重立见深，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学士、“三元”进士商辂草拟奏疏，准备向景帝进言。
但石亨、曹吉祥、徐有贞等野心家却抢先一步，发动“夺门之变”，拥戴明英宗复位。在石亨等人看来，景帝朝的重臣陈循、王文、王直个个是名臣精英，况且还有于谦这样的文武全才、高风亮节之人。一旦他们拥立见深为太子，那么从龙有功，被重用的绝对轮不到被压制的他们。
影视作品中的夺门之变
这次“夺门之变”并未对明朝长期的格局形成太大的影响，变动的是决策层，于谦等人遭到清洗，取而代之的是徐有贞、杨善等人，那位被冷落的孙太后迫不及待到了台前。
明英宗复位以后，废景帝仍为郕王。这种变局对朱见深来说，却不算是太好。景帝在位，没有子嗣，朱见深是第一继承人，况且也是“众望所归”，连于谦等人都支持他为太子。
但明英宗复位以后，客观上却推迟了朱见深的即位时间，天有不测风云，君有难测之威，谁担保皇太子问题没有变故，因为支持见深复位的于谦等人已经被清洗，徐有贞、石亨等人难保不会再推选符合他们期望的继承人。
且明英宗早年被俘虏，回来又被监禁，与朱见深并无多少接触，父子之情很难说有多么浓厚，这就不难解释英宗在天顺元年三月初六，立朱见深为太子的时候，册封的诏书还出了问题，将朱见深误写成“见濡”，还将二子见清写为了“见潾”，如果是忙中出错，解释太牵强，这恐怕是英宗早有改立其他皇子的想法，在经历了思想斗争后，灵机一动给出的解释。
连见清的名字都写错方便更好的掩人耳目。明英宗对朱见深不太满意还表现在与大学士李贤的讨论：“然则必传位于太子乎？”李贤回答：“宗社幸甚。”即使在明英宗病重期间，还有“间东宫于帝者”，至于是谁在进行易储，或许是英宗自己的考虑。
朱见深被册立为太子后的第二年才出阁读书，大学士李贤、彭时、吕原等人第一次见到了这位储君，未来的大明皇帝。明英宗召来这位并无太多感情的儿子，李贤赶忙扶着他拜倒在英宗脚下。
毕竟是亲生骨肉，在刹那间，父子相拥，失声痛哭。这是人类最真挚的情感流露，经过此次会面，朱见深的太子位算是稳固了下来，但对于他来说，未来才是真正的考验。
初登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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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英宗通过“夺门之变”，重新登上皇位八年以后，他三十八岁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明英宗一生惊心动魄，在复位后还遭到了“曹石之变”，但早年的大风大浪使得他还是比较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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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去瓦剌的使臣杨善随机应变，竟将太上皇迎回，生米煮成熟饭，景帝也只好接受了这个事实，明英宗回归之后，虽为太上皇，却被软禁在南宫。景帝从内心来讲并不希望明英宗回朝，为防备明英宗与旧臣联系，对他的一举一动，都严加防范。
景帝接受太监高平的建议，将南宫的树木全部砍伐，以防有人越过高墙与明英宗联系。客观的讲，明英宗对这位弟弟还算不错，景帝二十岁的时候尚且留在京城，没有就藩，北征蒙古时，专门让他“居守京城”，但朱祁钰却不希望这位哥哥回来，人性有的时候就是敌不过权力的诱惑。
于谦才德兼备，加强边防，蒙古无计可施。突如其来登上皇位，大权在握，景帝也就不愿意放手。北京保卫战之后，明军多次击败瓦剌。瓦剌首领也先见捞不到好处，便想放了明英宗，借此求和。
他想放，可是景帝却不愿意接。在公忠体国的于谦劝说下，景帝只得勉强同意，便先后派遣李实、杨善出使瓦剌。
明英宗
就在景帝愁闷的时候，一道奏疏递了上来，核心内容是劝景帝易储。上疏者，是广西土官都指挥使黄矰。广西距北京近五千里，黄矰何以率先提议易储，迎合帝意？《明史》记载：
”
“
黄矰以私怨戕其弟思明知府冈，灭其家，所司闻于朝。矰惧罪，急遣千户袁洪走京师，上疏劝帝早与亲信大臣密定大计，易建东宫，以一中外之心，绝觊觎之望。
无论是真是假，代宗的即位，都意味着朱见深皇储地位的动摇。只是这位未满两周岁的皇子，既不知被立为太子的意义，更不知父辈们权力斗争对他的影响。景泰帝登基后，任用名臣于谦，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于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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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贪天位”而已，并没有加入矫诏的情节，从这一层面看，岳谦传诏，应该为真。
景泰三年（1452年）五月，景帝更封太子朱见深为沂王，立朱见济为太子。在诏书中，景帝称“天佑下民作之君，实遗安于四海；父有天下传之子，斯本固于万年”，不但自己要当皇帝，而且要子孙后代也永远当皇帝。
事后，景帝又对群臣进行封赏，并大赦天下，普天同庆。对于首倡易储的杀人犯黄矰，景帝也没亏待，“令释矰罪，进阶都督”。在特定时间特定背景下的一道奏疏，不仅让一个残忍的灭门案凶手逍遥法外，而且加官进爵。为了传位亲子，景帝已经置《大明律》于不顾。
这些变故对朱见深来说没有产生过太深刻的印象，无论因孙太后私心被立为太子，还是被景帝废掉，都没有太多的影响到他。一直以来，他在孙太后的监护下生活，照料他饮食起居的便是那位万姑娘。正因为他没有受到影响，所以他登基为帝后，才对长辈的权力斗争显得超然。
重为东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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