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
平反冤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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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次整顿，是牛玉、李贤等当权派对急于秉政的王纶、钱溥的打压。王纶窥伺司礼监，直接触犯了牛玉的利益，这是英宗晚年最信任的宦官。钱溥想挤压李贤，却没有与当时在内阁，威望仅次于李贤的陈文合作，陈文也不想钱溥与王纶成功后，反压自己一头，所以纵然他与李贤有矛盾，却反而与李贤站在同一阵线。
王纶与钱溥忽略了成化帝的存在，在英宗入殓这天，王纶在素衣外面套了一件貂裘，使成化帝颇为不满，所以，成化帝借机将王纶、钱溥下狱，追究同党。钱溥、王纶内外官交通，按律当斩，但大赦令刚发，便从轻处置，二人均遭降职处理，钱溥的被贬颇受人同情，时人评价“为权贵所挤，而有顺德之行”。
而此次事件的另外一个人物门达，因为结交王纶，也被发配充军。门达作为一个酷吏，只知道个人奋斗，没考虑到历史进程，统治者需要酷吏维护统治，清除腐败，又不能让他们搞的太过分。成化帝新君登基，需要给人民恩惠，作为前朝的鹰犬，作用已失，自当铲除。
门达的被贬使人拍手称快，成化帝还召回老成持重的袁彬来主持锦衣卫事务。门达的事件表明：新君是要革除前朝弊政的，既然受英宗宠信的门达被处置了，那么含冤屈死的大臣是否该得到平反？
这时候，监察御史白侃给新君上书，要求为英宗朝因弹劾曹吉祥、石亨而受迫害的御史张鹏、杨暄、耿九畴等人平反，成化帝欣然应允。这封奏疏，也拉开了平反冤狱的缺口。
于忠肃公平反后，与也先激战，屡立战功的骁将范广也被平反，范广被石亨陷害，子发配广西，妻子宅第被赐给蒙古降丁皮尔马黑麻，成化帝给范广平反，同时让范广的儿子继承父亲原职。同时英宗复辟，清洗的诸位大臣大都得到了平反，部分恢复了原职。
与此同时，成化将已故国子监祭酒李时勉的谥号由“文毅”改成了“忠文”，李时勉性情正直刚烈，敢于直言，永乐年间下狱，洪熙年间被仁宗用金爪打断三根肋骨，正统年间不屈服于王振，被带枷三日，成化认为“临难不忘国，勤学好问”。李时勉谥号“文忠”比较合适，但成化帝定为“忠文”，突出“忠”，看来也是下过一番功夫的。
景帝加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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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等人公忠体国，再造社稷，无论是朝野还是民间，为于谦等人平反都是一致呼声。但成化帝如此高调，也使一些大臣尝试讨论最敏感的话题，就是如何给景泰帝适当的评价，因为于谦毕竟对景泰帝的即位起到了推动作用。成化三年，湖广荆门州训导高瑶上疏成化帝：
“
正统己巳之变，先帝北狩，陛下方在东宫，宗社危如一发。使非郕王继统，国有长君，则祸乱何由平、鉴舆何由返？六七年间，海宇宁谧，元元乐业，厥功不细。迨先帝复辟，贪天功者遂加厚诬，使不得正其终，节惠隮祀，未称典礼。望特敕礼官集议，追加庙号，尽亲亲之恩。
”
高瑶虽然名不见经传，但却代表了当时的一种呼声，景帝在位期间，施政还算不错，某些方面是要远远超过英宗的，奏疏里面对景帝的评价还算客观，但高瑶乖巧的是，将英宗与景帝的皇位之争酿成的后果的首要责任推给“贪天之功”的曹、石等人。
成化帝见到这封奏疏并未表态，而是将奏疏交由礼部廷议，但礼部的官员拖了一年没有定论，还将皮球以一句“非臣下所议，请自上裁”踢回给成化帝本人。倒是状元出身的左春坊左庶子黎淳鲜明得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
瑶此言有死罪二：一诬先帝为不明，一陷陛下于不孝。臣以谓瑶此举，非欲尊郕王，特为群邪进用阶，必有小人主之者。
”
到底是状元出身，文章远胜高瑶，且简单直白。但对于两种不同的呼声，成化帝表现出了自己的政治手腕：
“
景泰往过，朕未尝介意，岂臣子所当言？淳为此奏，欲献谄希恩耶。
”
一方面，成化帝对于政治传统的尊重和稀泥，另一方面也对黎淳奏疏中将景帝与昌邑王、更始帝比较的不满。这也表明，成化帝对这位叔父的功绩有清醒的认识，也有一丝感激，同样成化帝也是一位比较忠厚的帝王，臣子不会因言获罪。
景泰陵
为景帝加谥的提议既然被提起，就不能不被重视，再加上大臣对这位君王的性格有了了解，因此，成化六年，巡按直隶御史杨守随上疏，再次讨论给景帝加谥：“郕王受命艰危时，削平祸乱，功甚大。殁乃谥以‘戾’，公论不平。此非先帝意，权奸逞私憾者为之也。亟宜改易，彰陛下亲亲之仁。”
成化帝想到若不是这位叔父，也先打破北京，别说自己做皇帝，能否保住性命还很难说，终于下定决心直面这个问题，所以下诏：
“
向者朕叔郕王践祚，戡难保邦，奠安宗社，亦既有年。及寝疾临薨之际，奸臣贪功生事，妄兴谗构请去帝号”，（圣旨中特为先帝父皇开脱并云尊先帝和皇太后本意，）“……其郕王可仍旧皇帝之号，所有前谥，礼部会议以闻，务合人心，毋乖典礼。仍会所司修饬陵寝，如敕奉行。
”
成化帝在诏书中，将为景帝加谥号的决定说成是英宗的本意，自己只不过是谨遵圣贤教诲、为父尽孝而已。为此，成化还专门咨询以商辂为首的内阁。
商辂本就为人公正，此刻正好顺水推舟，称赞英宗圣明，不忘怒斥曹、石的罪恶，最后拟上谥号：“恭仁康定景皇帝”。“布义行刚曰景”，对景帝评价也算客观，虽然此刻景泰帝有谥号无庙号（庙号在南明朝才有），而且谥号的字也只有四个字。
成化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在奉天门举行给景帝加谥仪式，规格不高，却也庄重。对于景泰帝时被废的成化帝来说，这实在难能可贵，王世懋评价：“大哉！宪皇追封景帝，挽回元气多矣。”
由于元朝属于金德，“明”含有火的意思，而五行相克是“火克金”，因此朱元璋选择“大明”为国号，可能也参考了五行说。
明朝国号上还有一个问题：夏商周秦汉唐宋，国号都是单字，为何明朝国号却是“大明”这两个字？
元代以前，历代国号往往都是按照地名来取，且都是以单字为国号，夏商周秦汉唐宋，前面没有“大”字。但元朝并非兴起于当时华夏之地，找不到古地名为国号，于是取《易经》中“大哉乾元”（见上述引文）之义，“建国号曰大元”，注意是“大元”而非“元”，元朝是“单字国号”和“双字国号”的分水岭。
“大”字含义不言自明，就是修饰字，强调元朝的威武强大，“元”字含有第一位、开始、起端之意，“乾元”中的“乾”代表天，乾元是指天道伊始之意，因此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是有着秦始皇一般的野心。
朱元璋建国之后，沿用了元朝双字国号的习俗，将国号定为“大明”，清朝也沿袭了这一习俗，正式国号是双字“大清”。
无论古今中外，皇帝要认同政治习惯的话，即便庸庸碌碌，也可以成为守成之主，相反诸如商纣王、隋炀帝等才智突出、能力强悍的雄主，只要折腾，破坏了政治习惯，就容易天下大乱、生灵涂炭。因此王导说：“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是有几分道理的。
成化帝甫一登基，便由李贤主笔，颁布故君遗诏，新君赦令，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惯例，同时也是兴利除弊，重新理顺各种关系、缓和矛盾的契机。
但明英宗好在为登基的朱见深留下了一批贤臣辅政：如内阁中的李贤、陈文、彭时；吏部尚书王翱、户部尚书年富等人，均是一时之选。
朱见深在天顺八年正月二十二日即位，次年改元成化。成化帝登基时仅仅只有十六岁不到，他的登基多半也是被动的，虽然他一直是矛盾的中心。在他登基之前，宣德朝，已经形成了内阁票拟与内监披红已经成为定制。
这部诏书大部分都是国计民生的老生常谈，这符合李贤“太平宰相”的希望，也是成化帝“太平皇帝”的性格体现，由此为成化一朝的政治方针奠定了基本格局和指导方针。不难看出，成化帝忠厚的性格，是不希望破坏政治传统的“习惯法”的，同时这部诏书也是日后官僚集团对他进行行为约束的依据，这也影响了后世的明朝政治。
明英宗复辟以后，宠幸奸佞。一方面是这些人从龙有功，另一方面也是明英宗对皇位失而复得更加珍惜的缘故，所以增加了锦衣卫的权势。成化刚即位，就发生了都指挥使门达结纳东宫内侍王纶，密谋由翰林侍读学士钱溥取代李贤辅政之事。
英宗病重，门达蓄意勾结王纶，欲除掉李贤。他们的阴谋被朝臣揭发，宪宗大怒，结果王纶被斩，钱溥被贬，门达因他罪并发，“论斩系狱，没其资巨万”。而与此同时，李贤则进少保、华盖殿大学士，知经筵事。宪宗十分倚重李贤，李贤也“以受知人主，所言无不尽”。
门达在英宗晚年深得宠信，而李贤时为内阁首辅，对门达统率的锦衣卫官校“恣横为剧患，贤累请禁止，帝召达诫谕之”。门达因此衔恨入骨，设计构陷李贤，事情败露，英宗也未处置门达。
成化登基
明英宗坐像
明英宗的执政，早年宠幸王振，以致有土木堡之变；晚年又有曹吉祥，还或主动，或被动得杀害了一代名臣于谦。他的许多为政，尚不如景泰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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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应付了这场闹剧。
成化元年，御史赵敔上疏，请求为于谦平反，见深读罢，颇有感触，直言：“盖谦确有安社稷之功，而滥受无辜之惨，比之同时骈首就戮者，其冤尤甚。所司其悉如御史言，亟行之。”
于谦在世之时，尽管与孙太后有嫌隙，但在听闻于谦被杀，孙太后也是十分叹息。即便是英宗本人，也有点追悔莫及。成化帝还在幼年之时，怕已经对于谦有仰慕之意。成化二年，当于谦之子于冕请与祭祀时，成化帝十分重视，特命翰林院撰写祭文：
“
卿以俊伟之器，经济之材，历事先朝，茂著劳绩。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恃，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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