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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清朝皇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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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明崇祯九年、后金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十一,皇太极亲至盛京郊外,举行了盛大的登坛祭天仪式;仪式结束后,群臣向皇太极奉上“劝进表文”,给皇太极上尊号为“宽温仁圣皇帝”,这标志着皇太极正式称帝。



    皇太极称帝后,将国号由‘大金’改为‘大清’,将年号由‘天聪’改为‘崇德’,追尊父亲、清朝的实际开创者、后金第一任大汗努尔哈赤为“广运圣德仁孝武皇帝”,尊上庙号为“太祖”;而努尔哈赤的‘老汗陵’,则在崇德元年(1636年)被正式更名为‘福陵’,同时皇太极还制定了福陵的祭祀礼仪。

    大明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1643年)十月,顺治帝(其实是摄政王以及其他宗室大臣)为先帝(皇太极)上谥号‘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文皇帝’(后加谥为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上庙号‘太宗’。随即,顺治帝再下诏为先帝在盛京以北约十里处修建陵墓。



    大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大明中枢朝廷被农民军推翻,之后清军入关击败农民军,天下易主;八月,顺治帝在即将从盛京入关前往京师(北京)前,亲自为太宗在盛京的陵寝命名为‘昭陵’。



    顺治五年(1648年),顺治帝再追尊泽、庆、昌、福四王——泽王孟特穆为肇祖原皇帝、庆王福满为兴祖直皇帝、昌王觉昌安为景祖翼皇帝、福王塔克世为显祖宣皇帝。四王的嫡妻则分别为尊为肇祖原皇后、兴祖直皇后、景祖翼皇后、显祖宣皇后。


    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帝改兴京陵所在的尼雅满山岗为“启运山”,顺治十年(1653年),兴京陵修建享殿、配殿、方城门墙。顺治十二年(1655年),肇祖、兴祖的神功圣德碑建碑亭落成。



    因感觉东京陵的风水不如兴京陵的好,所以顺治帝在顺治十五年(1658年)又将改葬在东京陵的景祖、显祖二陵及武功郡王(礼敦)、恪恭贝勒(塔察篇古)二墓迁回了兴京陵,安葬于肇祖、兴祖陵前(东京陵则继续安葬着舒尔哈齐、褚英等人)。

    所以昭陵在顺治元年(1644年)定名,顺治八年(1651年)建成后,就没有再大动干戈地扩建过,只是在康熙、乾隆、嘉庆年间对其作了若干的改建和修缮工程,以保持陵寝的仪制完整和安全上的维护工程。



    以上三陵——‘永陵’、‘福陵’、‘昭陵’,就是清朝初立、尚未入关时,在辽东旧地修建的三座皇陵,分别安葬着清朝的四位远祖(永陵)、太祖努尔哈赤(福陵)、太宗皇太极(昭陵),号称‘盛京三陵’。至于一度被清朝当做祖陵对待的辽阳‘东京陵’,因为肇祖、兴祖、景祖、显祖四位祖先的陵墓被先后迁走,只剩下庄亲王(舒尔哈齐)、广略贝勒(褚英)等人的墓地在此,所以就不再被视为清朝皇陵之一了。

    对于额哲所进献的另一件宝物——“北元传国玉玺”(非中原王朝已经遗失多年的“传国玉玺”,而是元世祖所制的“大元传国玉玺”,玺文为“制诰之宝”;当年元顺帝北逃时,此玺被带往漠北,后来一直在北元皇帝及蒙古大汗手中传递,具有相当大的‘汗权’地位象征意义),皇太极更是欣喜若狂,这意味着漠北的“天命”已经由蒙古汗国转移到了“大金汗国”;从此之后,自己就不仅仅只是‘大金’的大汗,而是领有全部漠南、漠北蒙古旧地,以及辽东、海西、黑水诸地,堂堂正正的上国君主。



    十二月,后金文武群臣、宗室王公、外藩蒙古诸部(科尔沁、喀尔喀、土默特)首领一同向皇太极上疏,以“察哈尔降服”、“传国玉玺来归”为由,请大汗“早登大位、改定尊号、以安天下”,也就是劝皇太极登基称帝。


    大明崇祯八年、后金天聪九年(1635年)十月,皇太极出兵彻底平定了漠南蒙古察哈尔部(蒙古黄金家族正统所在);十一月,末代察哈尔汗——林丹汗呼图克图的长子额哲奉嫡母囊囊及其他林丹汗遗孀,从暂居的河套抵达了盛京,并用白骆驼驮着蒙古圣物——吗哈噶喇金佛、金字大藏经、北元传国玉玺进献给后金大汗皇太极,以示蒙古归附之意。



    为了显示这次具有特殊意义的胜利,皇太极把后金族名从‘女真’改为了“满洲”,以示“覆满天下”之意。对额哲献上的吗哈噶喇金佛和金字大藏经这两件佛教圣物,皇太极特别的重视,特地下令敕建了‘莲花净土实胜寺’用以供奉这两件圣物。而莲花净土实胜寺一直保存到了今天,就是“沈阳皇寺”。


    大明崇祯九年、后金天聪十年(1636年)正月,皇太极在征询了后金汉官和儒臣们的意见后,同意“群臣所请”,下诏“更定尊号”以“承膺天命”,决定登基称帝,并改元、改国号。


    此外,皇太极还按中原王朝的古制,追尊四代祖先为王——清朝始祖、建州左卫第一任指挥使、皇太极的七世祖孟特穆(蒙哥帖木儿)为泽王;高祖父福满为庆王;曾祖父觉昌安为昌王;祖父塔克世为福王(皇太极六世祖董山、五世祖锡宝齐篇古没有被追尊);同时,还为四王在太庙内设立祭祝牌位。另外,皇太极又在‘兴京陵’的庆王(福满)陵墓后设立了泽王(孟特穆)的衣冠冢,称为“二祖陵”。


    顺治帝登基后,以堂叔郑亲王济尔哈朗(努尔哈赤之侄)、叔父睿亲王多尔衮为摄政王,协助自己治理国政(其实都是诸王公大臣商议后自行决定的,顺治帝一个六岁幼儿知道什么);而顺治帝继位后第一件时,就是为去世的皇太极上尊号、建陵寝。

    大明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当了十年大汗、七年皇帝的皇太极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猝死于盛京(沈阳)皇宫,时年五十二岁;八月十六,清最高权力机构——议政王大臣会议在盛京皇宫的崇政殿中召开;经过又一次跌宕起伏的激烈权力争斗后,皇太极的第九子、年仅六岁的福临意外地被推选为新帝,继承了皇太极所留下的皇位(有关此事,诸多影视文学作品已经不厌其烦地重复重复再重复描述了,这里不再展开)。



    八月二十六,以礼亲王代善为首,清朝诸宗室王公大臣们簇拥着六岁的皇九子福临,在盛京皇宫大政殿内登基称帝,以明年为顺治元年;福临即清世祖顺治帝。

    皇太极继位之后,就开始着手为努尔哈赤修建陵墓;经过数年的挑选,大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选定了盛京东北郊外一处吉地为努尔哈赤营建陵墓,但初建时没有正式名称,只称“先汗陵”。同年,陵墓地宫完工,努尔哈赤的宝宫(骨灰坛)及安葬在东京陵的皇太极生母叶赫那拉氏的遗骨都被葬入地宫之中。



    大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皇太极升旧都赫图阿拉为“兴京”,而‘赫图阿拉老陵’则被改称为‘兴京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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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村)去世,遗体火化后,梓宫‘暂厝’在盛京(即沈阳,此时后金已再次迁都至沈阳)的西北一隅;其第八子皇太极在经过一番激烈的博弈后得以继汗位,改元天聪。

    顺治十六年(1659年),顺治帝将兴京陵正式更名为‘永陵’,意在祈愿‘江山永固、帝业长存’。顺治十八年(1661年),永陵享殿命名为“启运殿”,方城城门则命名为“启运门”,加立景祖、显祖的神功圣德碑碑亭。



    至此,清朝第一座皇陵——‘永陵’的仪制全部完成。



    而清朝第二座皇陵——努尔哈赤的‘福陵’,于顺治七年(1650年)增设石象生、望柱、擎天柱等 石质构件 。顺治八年(1651年),福陵的享殿扩建工程完工。顺治十六年(1659年),福陵的角楼、护卫衙门、大红门两侧的掖门全部扩建完成,石象生增设须弥座,方城修缮完工。


    福陵的寝殿则在康熙二年(1663年)动工。次年完工,加立努尔哈赤的谥号碑,方城上修建了明楼。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福陵神功圣德碑落成,这标志着福陵的帝王仪制也全部完成。



    清朝第三座皇陵——皇太极的‘昭陵’,因为皇太极在生前已经称帝,所以他的陵墓是按照皇帝的标准完完整整的建造的,这也省去了清朝的后世嗣皇帝们要给他不断重新增设、加修陵墓仪制的繁琐之事(比如像永陵和福陵一样,多次翻修增设符合仪制的殿阁、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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