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龙
内阁三人中，高仪明哲保身，不表态；张居正则在接到高拱的通报后，表态支持高拱。
高拱信心满满，发动言官集体攻击冯保。最重要的一条指控是，每次新皇帝视朝时，冯保都站在旁边，文武百官到底是拜皇帝呢，还是拜一个阉人？
《明史》记载，高拱“伏地不能起”，张居正“掖之出”。
随后，张居正与高仪联名，为高拱求情。
而精明的高拱迅速反应过来，他的落败，最终是败在这个搀扶着他，并假装为他求情的人手里。
张居正自始至终都对高拱的离去，表现出无限的惋惜和同情，但他在背后联手冯保搞垮高拱的阴谋，却未能逃过高拱的眼睛。只是他俩在世时，谁也没有点破这层纸。后来，抵达权力巅峰的张居正，曾顺道到高拱的老家看望过他，两人感慨时光，动情处还互相擦了眼泪。
然而，在政治家眼里，情绪的调动与展示，不过是手腕罢了。
说到这里，历史上的权臣，无论忠奸善恶，通通没有好下场。张居正的结局，在他死前，已经写好了。
万历皇帝朱翊钧
4 尾声
张居正死后，已经成年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发动了针对张居正的总清算。
高拱此时已死去四五年，但他的回忆录，不早不晚，恰在此时出版了，成为皇帝下定决心剥夺张氏家族权势的一剂催化剂。
谁也不曾想到，高拱以这种形式，完成了他的复仇。
如同高拱当年被定下的罪名一样，张居正最大的罪名，归结起来也就一条：威权震主。
也只有这一条，才能戳到皇权的核心与痛处。
尽管张居正得意之时不忘小心谨慎，但他终未能在生前坚持去位、还政万历，以致酿成身后的恶果。权力的迷人处，也正是它的凶险处。
悲剧的是，正如黄仁宇所说，“张居正的不在人间，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
张居正当国十年的家底，只够万历皇帝及其继任者糟蹋半个世纪。
到崇祯十三年（1640），明亡前四年，张居正家族获得全面平反。江河日下，国破家亡，崇祯皇帝无限感慨：“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之相一也。”
从徐阶到高拱，再到张居正，尽管权斗无情，但他们都有一条底线：做官是为了做事。而到了崇祯朝，17年间出现50位阁臣，皇帝多疑的本性未变，内阁辅国的性质却全变了：做官就是为了做官，仅此而已。
首辅周延儒的使命，就是在国乱如麻的时候，忽悠崇祯，我们又打胜仗了。
当内阁充斥着周延儒一样的人物时，整个明朝早已一败涂地，尽是输家。
雪崩时，没有哪片雪花是无辜的。
明朝以往的历史，内阁与太监之间始终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对抗关系。内阁强，则太监弱；太监强，则内阁弱。
眼见司礼监的人事超出自己的控制，高拱很自然就把个人的不满上升为整个内阁的意志。他愤怒地指出，内侍的人事变动，是有人欺负新皇帝年纪小、不懂事，乱来。他把自己与冯保的斗争，当作内阁与司礼监的斗争，声称要为内阁扩权而努力。
这里的同心，不仅是告慰先帝的嘱托，也是文官集团对抗宦官集团的惯例。
因为，在新皇帝朱翊钧即位的半个月内，司礼监的人事发生了重大变动。原先一直受到高拱压制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突然被宣布升任掌印太监，成为宫中太监的一把手。
高拱
风暴来临前，张居正以视察隆庆皇帝的陵寝为由，离开了京城。回到京城后，他仍以生病为由，在家“养病”，不参与轰轰烈烈的“倒冯运动”。
冯保当众宣读了皇帝的诏书，厉声呵斥高拱“揽权擅政，威福自专”。高拱当场被褫夺一切官职，被勒令即日离京，遣返回籍。
事件到了了断之时，新皇帝召集百官集合。
随之皇帝升驾，众人抬眼望去，小皇帝的身边，依然站着冯保。那一刻，高拱浑身颤栗，他知道，自己输了。
1572年，隆庆皇帝朱载垕突然病逝。临终前，急召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以及入阁不久的高仪入宫，要三人尽心辅佐年仅十岁的皇太子朱翊钧。
三大臣互相期许，愿同心辅佐幼主，共度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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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的压力，不敢与徐阶公开来往。
张居正早已修炼成为一个典型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为了达到一个高尚的目的，不惜使用一切卑鄙的手段。
高拱去职后，张居正再度联合冯保，想通过制造一起雇凶谋刺皇帝的冤案，致其于死地。后来没成功，贫病中的高拱捡回一条命。
作为一名老政治家，高拱也是老狐狸。在失势的日子里，他深深懂得配合政治表演的必要性。而实际上，他至死未曾原谅张居正。
临终前，高拱留了一手，回忆自己参与的政事写成《病榻遗言》，其中对张居正的人品、阴谋多有指摘。这部回忆录在张居正死后，适时地出版了，成了万历皇帝决心清算张居正的要害。
到1582年去世为止，张居正在万历朝的最初十年，迎来个人权力的巅峰。他担任内阁首辅的十年间，创造了明朝历史上最繁盛的时期。而他这个首辅，也是明朝历史上权势最大的一任首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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